这几天,最吸引学界眼球的事件,莫过于新版CSSCI目录要发布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在4月26日晚上公布了部分学科的C刊目录(南大核心期刊目录),引起学术人的无尽兴趣。
近些年,在各种评价体系筛选出来的核心期刊、C刊之上,优中选优再选出一批顶级刊物作为A刊、B刊,对老师进行考核要求。我们的学术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等级森严的论文世界。论文的数量和级别,作为重要的标志物,将学校体系之中的每个学生、老师都排列到一个秩序井然的学术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里,老师不是老师,学生不是学生,而是一个个被论文数量和级别所表征和替代的“论文人”,根据论文的数量和级别,学生被分配奖学金和各种机会,老师们被排列成副教授、教授、二级教授,等等。在这个结构里,我们评价或者考核一个老师,不是听其言、观其行、知其心,而是看他的论文数量和级别。副教授等于2篇C刊,教授等于5篇C刊,所有的岗位都被“明码标价”,教师的存在,丧失了他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丰富而又饱满的“血肉”,而被简单化、量化为具体的数字。这些数字,时时刻刻地提醒着、规训着老师,把他们变成为论文而生活、而存在的“论文人”,把写发论文当作第一要务,至于有没有把学生装在心里,会不会认真地上课,要不要正儿八经地做些研究等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事情,倒是被排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尽管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以论文数量和级别论英雄”的弊端,并且提出要破除“五唯”,但是只要政府或者教育主管部门,仍然用数字化的思维和做法,来评估和考核大学的办学业绩和学科成绩;只要各种媒体、自媒体在做各种新闻报道时还在有意无意凸显被报道对象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只要高校在招聘、引进和考核教师时,明里或者暗里将论文的数量和级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就不可阻挡地在数据主义的沼泽里越陷越深。
(《光明日报》5.13 李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