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中央特科的传奇故事

    下设4个部门

    1927年9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同年11月9日、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决定参照苏联模式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成立中央组织局，下辖一系列的科，其中包括特务科，与文书科、交通科、组织科、军事科等并列。也就是说，中央军委特科从此发展成为中央特科。“特务”这个词不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它是一个中性名词，是执行特别任务的意思。

    中央特科下设4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也称“红队”）和无线电通讯科。这4个科是根据实际斗争需要陆续成立的。    

    最早成立的是总务科和行动科。因为当时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需要重设机关、落实领导人的住处等等。此外，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接济被捕同志、为牺牲同志办理善后事宜等等，也都由总务科负责。    

    行动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狗”，这里的“狗”特指叛徒。当时，叛徒太多，对革命的危害太大，直面特定条件下的残酷斗争，我们只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情报科于1928年初成立。情报科的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选派优秀共产党员深入虎穴，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得情报；二是在敌人的谍报机关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准确掌控敌人动向。情报科的主要成员除科长陈赓外，还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就是我们常说的“龙潭三杰”，他们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    

    最后一个成立的是无线电通讯科。它的前身是交通科，专门负责通讯联络，护送党的干部进入苏区。

    铲除叛徒

    在上海，中央特科“打狗队”的第一次行动，打的是女“犹大”贺稚华。    

    贺稚华又名贺治华、贺子华，和她丈夫何家兴（又名霍家新）都有留苏背景。他们信仰动摇，理想丧失，竟想用自己手里的一份有300多位共产党员名字、住址的名单，去换取两张出国护照和一大笔外汇赏金。于是，贺稚华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头目，无耻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    

    罗亦农的突然被捕，是中共中央自武汉迁回上海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所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随即制订了严密的计划，通过中央特科实施营救。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由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装成出殡的样子，在棺材里暗藏枪支，待囚车经过，便取枪上前，一起开火，拼死救出引渡给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罗亦农。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准确掌握囚车的经过路线及时间，而这恰因为贺稚华的百般干扰而功亏一篑。罗亦农最终壮烈牺牲。    

    李维汉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下令锄奸。陈赓亲率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冲进了何家兴、贺稚华夫妇的藏身之处，当场打得一对狗男女一死一伤，血肉模糊。

    另一次有名的锄奸行动是公开镇压叛徒白鑫。白鑫是中央军事部的秘书，由于他的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澎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和负责兵运的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等人被捕，最后英勇就义。当年镇压叛徒的壮举就发生在和合坊，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的一条弄堂里。现在有些文学作品中这样描述那段历史故事：有10多人持枪埋伏在和合坊周围，一见白鑫等人出来，就扣动扳机，“将复仇的子弹像暴雨般打在叛徒身上”。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当时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的，只有行动科的蔡飞、邵达夫、谭忠余、胡兰波4人，总共仅有“白郎林二支，盒子炮一支”。可见行动科的队员们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执行了铲除叛徒的艰巨任务。

    结束在上海的斗争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后，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由陈云任特科主任。中央特科改变了原来的工作模式，先后“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往来接头”。在那些特科开办的小铺子里，既有米店，又有家具店。

    邝惠安（又名龚昌荣）原籍广东江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央特科。1931年4月，邝惠安临危受命，出任中央特委委员，率“红队”队员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殊死搏斗，特别是暗杀了曾经策划丁玲被绑架事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又名马绍武），并且在10天内两次策划锄奸行动、成功枪杀了叛徒“老龚”，使敌特闻风丧胆。    

    最终，租界当局与国民党特务完全勾结，双方“签订了一张临时合作的书面协定”，于“6个不同处所”分头逮捕了邝惠安等人，并以“犯有人命重案”宣判邝惠安等人死刑。当法官问邝惠安等人是否知罪、认罪、服罪时，他们义正辞严地回答：“为民除害，何罪之有？我们杀死马绍武等人，绝对不是泄私愤，报私仇。我们是为我们的事业伸张正义。我们是为我们的同志讨还血债。”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等人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刑场上被“套以麻绳，绞决木椿”。这是中央特科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也是最惨烈的一幕。邝惠安们的牺牲，使中央特科结束了在上海长达8年的壮烈斗争。

    （《解放日报》4.30 叶孝慎 徐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