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司令部”

    箭杆胡同9号（今20号）深藏于故宫东侧的一片老城区里，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深宅大院，更没有亭台楼阁，只是一座寻常百姓家的小四合院，自然又孤独地守着喧嚣闹市中一片难得的宁静。箭杆胡同始于清光绪年间，此箭杆亦非骑兵的弓箭，而是指旧时扎纸活的骨架和吊顶棚的龙骨，乃经过加工的高粱秸。由此推测，箭杆胡同当年应该是扎纸活行业加工高粱秸箭杆的作坊或店铺集聚地。

    一百多年前，箭杆胡同9号那才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来过这里。蔡元培、鲁迅、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与这个狭窄的胡同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真可谓是群贤毕至，高朋满座。他们因何而来？因此，一说起箭杆胡同9号，不说它文化生命的赋予者陈独秀是难以想象的。    

    一百多年前，对箭杆胡同9号来说，陈独秀也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这里是一个姓孙的“在宫中做事的人”的房产，陈独秀只是一个租客而已。那时，这个院落占地面积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为264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小院。

    回到1916年。这年12月26日，蔡元培执掌北大，秉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经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蔡元培拟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恰在这时，陈独秀从上海抵京募集资金，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下榻于西河沿中西旅馆。蔡元培清晨来访，陈独秀还在呼呼大睡。“三顾茅庐”的蔡校长礼贤下士，一边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先生，一边拿个小凳子坐在陈主编的房门口等候。穿越百年，故事已成美谈。

    陈独秀深感其诚，但并非爽快承应，原因是他需要回沪继续办《新青年》。蔡校长没有丝毫犹豫，希望他带着《新青年》一道进京。就这样，1917年1月13日，根本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候，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和工科。文科包括中文、哲学、英文、法文、历史等系。现在有学者误把北大文科学长比称今日大学文学院长，实在是不懂历史。陈独秀进京后，经朋友介绍，就把孙家箭杆胡同院落的东院承租下来。三个月后，妻子高君曼带着女儿子美、儿子鹤年也来到这里。从此，箭杆胡同9号，不仅是陈独秀的家，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箭杆胡同9号的大门朝北，位于院子的东北角，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的如意门结构，门簪上刻有“吉祥”二字。门前有一对石狮门墩，还是老物件，历经风吹雨打，虽风蚀破损，依然倔强地显露峥嵘，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箭杆胡同9号，是陈独秀人生的一个坐标，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地标。从红楼漫步到箭杆胡同，再沿着北池子大街来到天安门广场，当年北大青年学子就曾沿着这条路线，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也正因此，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赞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箭杆胡同9号因此成为五四运动的司令部，名副其实。

    （《南方周末》4.22 丁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