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不仅是老舍之子

    4月21日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讣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社会活动家，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1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1935年，舒乙出生于山东青岛，其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三十年代初，老舍还曾执教于济南齐鲁大学，留下名篇《济南的冬天》，后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是不少国人对他那清浅俗白、纯净至极语言风格的人生初体验。然而“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当浩劫来临，煮鹤焚琴，老舍举身赴清池……1985年，舒乙撰文《爸爸的最后两天》，文中写到，“父亲一九四五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自己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早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

    回首舒乙的成长历程，走的并非如父亲一般的文学道路——实际上，老舍的三女一子竟然没有一位是学文科出身的。上世纪50年代，舒乙赴苏联留学，专攻林业化学专业，后作为北京市光华木材厂高级工程师，负责领导科研室及中心实验室，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技术革新全国先进单位”称号。促使舒乙后来走上文学之路的，还是父亲的死。

    舒乙先生曾说：“我特别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同年，舒乙也开始凭借“老舍之子”的身份做了大量调查，搜集父亲生前资料，并走访了100多位知情者。1980年，舒乙写的《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在搞史料工作的同时，舒乙写了一系列极有价值和见地的学术论文。他的第一篇论文是《老舍著作和北京城》，得缘于他在阅读父亲作品时发现，其中提及的240多个地名，有95%都是真的，由此开辟了老舍著作“文学地理学”的进路；1949年以前，老舍极少提及自己是满族人，创作中也从未说明哪个人物是满人。舒乙通过细致的阅读和缜密的分析，品出了老舍作品里浓浓的满族气质，著文《隐式满族文学》，发表在很少有人看到的《满族研究》上，为老舍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舒乙研究老舍的另一个层面，是特别留心老舍文学世界里的特殊现象，比如巡警现象。舒乙研究发现老舍笔下的巡警人物形象全都是好人，他们虽不失狡猾，却一律是劳动者，同情下层百姓，最典型莫过于《我这一辈子》中的那个巡警，而这与社会惯常认为的巡警人设形成很大的反差。他还对老舍作品中呈现出独特的“食文化”感兴趣，时间一长，自己也成了京城“食文化”的专家。

    1984年，舒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他担任馆长。舒乙为新馆的破土奔波数载，从跑立项，到建筑设计，庭园绿化，作家雕塑等，都倾注了巨大的心血。除了馆务繁忙，舒乙对馆内的业务积累和专业研究一点不放松，曾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等，是国内呼吁建立“手稿学”第一人，更有颇多散文、传记文学问世。

    北京是老舍的写作源泉，他爱北京，作品里充满了浓浓的“京味儿”。舒乙爱北京，在任职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期间，为保护北京的旧有文物和古都风貌呐喊。为了保存老北京的格局肌理，舒乙先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很多具体方案。他希望把那些已经变成大杂院的蕴藏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院落，逐渐恢复旧日风貌。鼓励具备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以保护利用为前提进驻。虽然那些年的一些拆迁让他不时扼腕长叹，但是，他对维护北京的文化遗产，一如既往，从来也没有间断过。他对颐和园后山四大部洲藏式建筑的考证文章发表后，北京市政府极其重视，很快就决定拨巨款整修。先生的喜悦却只在他再次去颐和园考察时的一瞬间，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居然列队门前，像迎接贵宾一样夹道欢迎他。他描述这个场景时，有一种战士凯旋的荣耀，笑得十分天真。

    （澎湃新闻 4.22 王诤 《北京晚报》19.6.18 沛溪 《老舍之死和舒乙的人生选择》傅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