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衣村”再无神话

    3月，康乐桥又迎来了一年中最拥挤的时候。“这是广州人气最旺的一座桥。”初来乍到的江小禾站在康乐桥头，身旁领她入行的同乡大姐边走边对她说。她却将信将疑：偌大一个广州，人气最旺的竟然不是那些横跨珠江的大桥，而是眼前这座只有两车道宽、十几米长的不起眼的小桥？

    然而，就像每个刚从湖北老家来到康乐村的同乡一样，不到半天，江小禾就打心眼里认同了这个说法。    

    这里是广州著名的“制衣村”。在城中村老旧的“握手楼”之间，街巷蜿蜒，大大小小的制衣厂遍布其间，向外探出五颜六色的招牌和横七竖八的电线。康乐村与其东西相邻的鹭江村、五凤村一带，在广州服装业界曾名噪一时。目前，国内一半以上的中低端服装成衣仍产于此。这里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的艰辛奋斗，也孕育了许多苦尽甘来的创业神话。但是，最近让这里备受关注的，是江小禾眼前所见，足以让她这样的外来者惊诧的奇观——以康乐桥为起点，向东延伸的近两公里道路两旁，制衣厂的老板们密密麻麻地排队等着被工人挑选，工人们则来来回回，讨价还价，反复掂量。

    招工人比找女友还难

    早上7点刚过，康乐村已经热闹起来。制衣厂的老板们或是负责招工的工人们纷纷推开厂房大门，从街巷深处拥到主干道上，并排站着。

    熟门熟路的打工者边走边看，不时停下脚步，拿起老板手里的样衣仔细端详。衣服的布料、样式，甚至有几条缝线、几组花边、几个衣兜，都是他们要反复考量的，因为这些决定了做工的难易程度，也决定了每件衣服的耗时和工费。每个人都在心里快速盘算着，自己干一天能赚多少钱。一旦有更高收益的工作，他们很快就会转投下家。

    53岁的老刘已经在这里站了快一个月了。与别人不同，他将一块显眼的大红色广告牌竖在地上，斗大的“诚招”二字下面写着颇具吸引力的招聘条件：“本厂500平方米，主要生产女装上衣，因生产需要，特招能吃苦耐劳、有共同目标的精英加盟。”其中指导工每月薪酬1万元以上，电剪8000元以上，此外还招车位、尾部、质检、大烫等工人，薪酬最低也有五六千元，并且包吃包住。然而，即便开出高薪，招聘的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

    “从正月初九到现在就招到两个人，还不一定能留得住。”老刘愁容满面，他的制衣厂年后上工率只有60%，无法满负荷生产，“现在是活多工人少，工人选择多，老板就得求着工人”。  

    一家牛仔服装生产企业的招聘负责人花了一整个星期都没能招到一个合适的工人，站在街边嘬着烟头连声抱怨：“这年头，招个工人比找女朋友还难！

    工人去哪儿了

    招工难并非今年才出现的新鲜事。广州银创服饰的老板胡涛说：“当年我进工厂时，要托熟人介绍，要交保证金，孝敬老师傅的烟、酒都不能少，因为那时要找一个打工的机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最近十年，情况完全反过来了，‘人找活’变成了‘活找人’。”老板和工人的处境、话语权，戏剧性地颠倒了过来。

    有数据显示，2019年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也就是说，在我国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长，相较于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家乡工作和创业。

    广州万马龙服饰的老板范艳对此深有感触。她的服装品牌在广州小有名气，除了番禺的工厂，她在世贸服装城和白马服装城也拥有自己的档口。她说，年前，一个跟了自己5年的老员工因为要回家带孩子，向她请辞，她怎么留也没有留住，非常可惜，而最近几年，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此外，年龄增长也是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8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接近25%，而16岁到30岁的青年一代农民工占比下降至25%左右。

    没有赢家的博弈

    “现在的工人便宜的不做、复杂的不做，市场都给搞乱了。比如一件衣服，我们出7元工钱，他们转头在微信群里一发，集体抬价抬到10元，低于这个价格就没有人做，我们只能认栽。”广州腾飞服饰的老板张亮无奈地说，“招工年年难，人工天天涨，今年的人工成本比去年起码高了30%。”

    制衣厂经营者们承受用工市场反噬带来的切肤之痛，打工者也有自己的悲喜故事。在康乐桥西头，刘飞站在路边屋檐下躲雨。他1986年出生，16岁就到了广州，如今已经在康乐村干了十多年制衣。他的工种是“四线”，就是用四线包缝机将服装的不同部位进行缝合、包边。每天工作的14个小时里，他能打五六百件衣服，这在四线工人中已经算得上是中上的产量，此时他脸色却有些阴郁。

    原来，之前的老板本来跟他约定了2个月的工期，可他刚干了十多天，就收到了老板发来的信息，通知他第二天不用来了，还微信转账结清了他前一天的工资，566元。因为临时被开，刘飞不得不走上街头重新寻找一份工作。

    旁边一位中年大叔听了，走上来安慰道：“算了，这里就是这样的。”大叔说，前几天赶上年后行情好，T恤锁边原本每件0.8元的工费，一家制衣厂的老板给他涨到了1.5元一件。大叔手脚麻利，工量超过了老板的预估，没想到结账时，老板硬是把工费压到了1元一件，让他拿钱走人。

    事实上，这些遭遇，几乎每个在制衣村里摸爬滚打的打工人都经历过。在这场招工者与打工者的博弈中，似乎没有人是赢家。

    （《解放日报》4.11 雷册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