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放下成绩，轻装前行

    在与记者的对谈中，高福不断在管理者、科学家、公众人物的身份间切换。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每一个身份都充满戏剧性。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担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是您的幸运，还是不幸？”听到这个问题，高福毫不犹豫地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两者有本质区别吗？”

    作为国家级疾控中心领导，高福认为自己并无特殊之处：“在历史上，我的同行不也遭遇过黑死病、霍乱吗？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新发、突发传染病会始终伴随人类文明社会向前发展而发生。今年不出，明年会出，我没赶上，前人和后人也会赶上。”

    就在我们专访期间，高福又以一个公众人物的身份，遭遇了一场新的历练。4月10日，在四川成都2021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上，他提出的“提高疫苗保护率的科学思考”被某些媒体编造为“认为中国疫苗保护率不高”，高福说，世卫组织对新冠疫苗有效性的要求是50％以上，目前国际上大部分疫苗能够上市的合格线是70％以上，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疫苗保护率不仅符合标准，而且是很高的。高福在科学论坛上的发言，被完全片面化了，他只是想让疫苗保护率更高，发挥更大作用。所以，他提出在剂次、剂量和接种间隔上优化程序，或采取几种疫苗交替的接种方式，这些完全是科学思考和有益探讨。

    在高福的简历上，目前担任的职务就能写满一页纸。而仅仅中国疾控中心主任这一项职务，就足以挤满他所有的时间。但是，高福居然硬生生地“忙里偷闲”，参与研发出一款疫苗来。很多人都问过高福，这些时间都是怎样挤出来的？

    每天很少的睡眠，和实验室人员常常讨论工作到午夜，节假日却是整块的科研时间……除了挤出时间，高福说：“对科学研究来说，灵感特别重要。我们交流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激发我的灵感。”1999年到2001年，高福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做博士后，“那时我的导师兜里揣着好多纸条，他每周三和学生、工作人员一起聚餐，聊着聊着就掏出一张纸条记下东西”。高福学到了这一点，“很多好的想法、科研思想，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手机里也记录着大量这样的灵感”。研发这款疫苗的想法，就是高福在这样的碎片时间想出来的。“比如，我的父亲告诉我，刷牙的时间一定要长，我在刷牙时，脑子里会闪现很多想法。”高福说，疫苗的想法和逻辑链条理顺后，他就将工作交给了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上述两个步骤已经占到了2/3的工作量。最后一步是将想法和实验结果进行印证，并总结归纳，做成论文后，交给国际同行评测。

    上述还只是高福作为科学家的工作，作为管理者，他有更多看待疫苗的角度。在2020年疫情初期，中国疾控中心为中国生物和科兴腾出了两个做实验用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经批准，将它们改造成生产疫苗的临时“小作坊”，硬生生抢出了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当时来看，这是最快的方法了，所以中国才率先有了灭活疫苗”。抗疫时期，无论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面对同行的求援，高福都是竭尽所能、有求必应。

    从去年疫情暴发至今，高福意识到，自己一直被信息病毒包围，被迫裹挟在信息流行病中。“有人问我：当大家质疑你的时候，你都不说话，为什么？我认为那种情况下，大家还闹不明白的时候，不要去回应。否则，我说过的正确东西将会再次被揉进去不正确的信息，从而产生新的信息病毒，引发新的信息流行病。”当一座城市因疫情封锁的时候，高福也让自己长时间开启“封锁”模式。他的抗疫方式很特别，是一种孤独的隐忍，很少有人鼓励“高福加油！”而且这种抗疫贡献，最后还可能以“无名”的方式存在。

    高福很少回忆科研成果，他习惯将荣誉一扫而空，重新上路。在他眼中，这些荣誉和裹挟自己的信息流行病一样，都是沉重的包袱：“我强迫自己，每干完一件事，哪怕成绩再大，也要立刻放下。不断想着这些，才是真正的负重前行。”

    （《环球人物》2021年第8期 杨学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