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三新”确立超大城市治理战略

    城市化正在成为人类主要生存状态，也是中国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在未来一段时期里应该紧扣“三新”，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进行超大城市治理的创新和发展。

    必须将超大城市治理放在新发展格局战略体系中进行思考。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作为内涵的。超大城市处于城市群都市圈的核心，因此超大城市必须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主体，同时也要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核心枢纽。经济层面，几个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武汉、杭州以及成都等，必须成为区域增长的动力源。超大城市在新发展格局中肩负的历史责任是战略性的、体系性的、枢纽性的，也就是说它的治理必须发生改变。

    超大城市作为政产学研集中的核心体系，不仅应当成为科技创新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要成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仅体现在产业化方面，更重要的是发挥一流大学、一流实验室、一流科研团队载体的作用，要承担国家科技战略布局核心的责任，成为基础研发的核心。未来超大城市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文化上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在下一轮技术创新中的竞争。

    新发展格局要求超大城市的治理不仅仅要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应当成为需求管理的重要排头兵，要成为扩大内需的一个枢纽。中国城乡的消费比重差异很大，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消费强度差异很大，因此消费潜力的挖掘，特别是中产阶层、中高收入阶层的中高端消费潜力的释放，超大城市承载着很重要的核心作用。

    超大城市要成为数字社会、数字时代的引领者。数字时代的到来会从根本上改变超大城市的传统定位。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时代，人人都是创新者，人人都是文化的承载者和文化的创新者，这样反而使传统的定位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超大城市的扁平化以及它在城市群和都市圈中间的融合，使其传统功能和相应治理发生了一系列突变，这种突变要求我们对新的时代所呈现出的规律要有全新的研究。

    （《北京日报》4.19 刘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