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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制造业作为富国的扶梯、发展的引擎，一直受到理论和经验的双重检验，但随着现代产业中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制造业作为富国引擎的地位不断受到质疑，鉴于新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不断上升，并逐步呈现出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特征，且可贸易度不断提升，服务业成为新引擎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笔者认为，对于服务业成为新引擎的这类观点，需要冷静审视，不宜过度夸大。在注意到服务业份额不断上升和其制造化特征日益明显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以下现象：首先，在产业关联性和溢出效应上，服务业仍比制造业弱，作为中间投入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互动关联更加强烈和频繁，而且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具有更高的就业乘数；其次，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国家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但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仍高于其他行业，制造业始终是占研发投资份额最大的产业，美国制造业企业承担了私营部门接近70%的研发支出费用；再次，尽管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和可贸易性不断提高，但仍未能超越制造业，制造业对整体生产率的提升和贸易平衡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制造业的创新和服务业的创新存在重大区别，制造业的创新更多集中于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服务业创新更多地集中于市场营销和组织创新这类“软创新”，对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的作用更为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制造业回流战略，不仅只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如就业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而且与发达国家对新一轮数字技术的战略布局密切相关。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日益数字化、服务化，但却比互联网时代更加依赖于制造业基础，随着数字技术进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云存储时代，对专用芯片、数据中心和数据传输设备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
中国制造业占比的持续下降，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占比趋稳回升，是一个警示信号，必须高度重视。虽然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如制造业中的非制造环节的不断分离，形成服务性产业等；但也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和智能制造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失衡因素，这是导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和资金流入放缓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
长期来看，由于服务业更多地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和终端延伸，出于国内经济安全稳定的保障，我国不仅必须保持一定的制造业规模以吸收服务业投入，也需要发挥制造业在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方面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中，更需要发挥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如果任由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比重持续萎缩，中国将无法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抢得先机，失去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地位、锻造产业链和供应链强度和韧性、补齐产业链和供应链断点和短板的机会。
（《光明日报》4.13 杨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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