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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对知识、文明、自然、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认识，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影响极为深远。其中之一便是大家对当代美国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对此，各种解释很多，有个认可度极高的观点是，反智主义在普通美国人中盛行，不相信科学和专家，是惨剧发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解答了这个疑问，他认为，反智主义在美国是有传统的，并非当代才如此。
霍夫施塔特非常清醒地指出，反智并不完全是敌视，而是某种爱恨交织，并且反智情绪亦是在变化当中，而不是持续高涨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反智起伏中，美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被美国民众接受和认可。也就是说，美国智识史并非无知与知识的简单斗争史，反智主义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细节与张力。
关于智识和知识分子，霍夫施塔特坚持经典观点。要注意，他所理解的反智并不完全等于反科学、反专家。在当代，知识分子以专家身份说话，反智与反科学、反专家出现某些重合，但他认为智识（intellect）不同于聪明（intelligence），知识分子拥有的是智识，而专家拥有的是聪明，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智识不是实用性或务实性的。并且，反智也不等于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反智就是反对知识分子。
谁是知识分子？霍夫施塔特界定的知识分子是拥有智识的人，而不是某些职业人士如教授、律师、编辑或作家等。知识分子当然要有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智识”，因为有知识不一定有智识。霍夫施塔特说的“知识分子”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即保持与社会的某种疏离的某些知识群体，与类似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福奇的专家是有差别的。
如此界定知识分子之后，大家更能理解美国老百姓的反智情绪了。在宗教家看来，智识缺少温暖的情感；在政治家看来，智识拔高精英；在商人看来，智识没有实用性；在教育家看来，美国教育应该是平民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公民，而不是智识精英。因此，反智在美国的土壤就很肥沃了，并非一般人所以为的仅仅是宗教蒙昧主义之类。
我倒是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旧时代的概念，今天的知识人不过是多元社会的一员，不可能再要求特殊的地位——无论以什么名义，真理的名义也不行。今天所有的社会成员多少都有些知识。
我认为，美国反智传统的养成，还离不开西部拓荒与“牛仔文化”，霍夫施塔特对此涉及极少。在某种意义上说，牛仔们的“社会批判”是最彻底的，可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是最反智识、反理性的情绪化行动。在美国平民心中，牛仔形象无疑非常重要。血管中流淌着牛仔之血的美国“骄傲男孩”，基本上都是反智主义的拥趸。
（《中国科学报》3.25 刘永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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