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应对“收缩型城市”带来治理新命题

    “收缩型城市”，这一概念萌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对人口流失和城市衰退等问题的关注，后由两位德国学者在鲁尔转型研究中正式提出。伴随着21世纪初美欧房屋止赎和债务危机的发酵，“收缩型城市”的使用语境不断扩展，也指那些长期难以逆转低迷发展势头、人口不断流失的城市。当时，这一现象被视为城市发展历程中一个短暂可逆的局部现象。但多年下来，欧美收缩城市治理效果并不显著，而“收缩”又如传染般继续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蔓延。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当一些大城市、都市圈不断扩容时，一些市县正向着另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滑去。个别城市出现的“空城”“鬼城”“空心化”等问题，正是收缩现象比较激烈的呈现。笔者研究中所测得的中国“收缩型城市”，基本对应着三种类型：以东北城乡为代表的整体性收缩、以东部外向型工贸城市为代表的局部性收缩，以及大都市外围的中小城镇为代表的依附性收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收缩型城市”并非贬义词，应将其作为一种需要我们去适应的新现象和新机制来对待，转变“为增长而规划”的传统执念与价值取向，将“收缩”更多看作一种转型的机遇，积极制定有效的适应战略。

    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应以“网络联系论”更新“城市规模论”，转变传统“做大规模”和“盲目扩张”的思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立足实际分析城市所处的生产网络位置和城市网络分工，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构建兼顾“内、外”部联系的网络式发展范式，做到精明发展。

    此外，需积极应对收缩型城市的棕地（注：被遗弃，闲置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和空地治理，并与生态系统服务联动改善，发展“绿色空间存储”为城市再开发储备土地，用绿地为收缩型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光明日报》4.1 吴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