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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苦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张、杨的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张、杨一起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谈判。蒋介石终于承诺“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
“逼蒋抗日”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蒋介石是国民党最大的实力派，中国抗日如果没有蒋介石集团的参加是难以想象的。问题是经过长征，虽然红军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但人数大减。如果没有张学良、杨虎城的配合，对于顽固反共的蒋介石来说，要使其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应该承认，蒋介石也有意抗日，但他骨子里坚持反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抗日与反共的问题上，他并非不抗日，但一直是反共优先于抗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要“安”的“内”，既有共产党问题，也有地方实力派问题，但共产党问题更重要。特别是1936年夏解决“两广事变”后，长期向他挑战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表示服从南京政府领导，他认为地方实力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红军经过长征减员严重，又到了西北贫瘠之区，现在完全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问题。
应当说，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前后，共产党的生存发展遇到诸多的困难。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时，仅剩不到八千人，由原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也只有七千余人。不久，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序列。随后，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展扩红筹款和抗日宣传，部队有所发展。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将台堡和会宁分别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时，红二方面军约有一万人左右，红四方面军原本有三万余人，三军相加应在六万人左右，当时陕甘宁根据地地广人稀、贫穷落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既要面对尾追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随时可能对红军的“围剿”，又要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中共中央已做了万一陕北不能坚守而再次转移的打算。
然而，仅过了一个月，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实现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目标，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虽然此后蒋介石在联共的问题上有所反复，但国共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西安事变不但是国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转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西安事变的结果使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国性的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也使中国共产党渡过了十分困难的阶段，随后迎来了抗战中的大发展。 （连载九）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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