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达坏消息的人

    ■[英]凯瑟琳·曼尼克斯

    在我取得行医资格后的第一个月，我签发的死亡证明数量就创下了医院的纪录，这完全是因为我那个病房住的大多是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我负责把死亡消息告诉死者家属，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哀哀哭泣，对几乎无法想象的未来感到茫然。护士长为这些特殊访客准备了镀金镶花的陶瓷茶杯和托盘，一位经验丰富的助理护士会泡好茶，把它放在托盘上，并端进护士长办公室，由我陪这些家属喝几杯暖心茶。

    很少有家属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为这里是收治重症患者的病房。在这些谈话中，我会了解到死者生前的很多信息，家属会介绍死者的天赋与才华、善良的心地和兴趣爱好，甚至怪癖。我们在交谈时用的几乎都是现在时态，这可以让家属感觉他们所爱的人仍然活着，好像患者的遗体当时还放在生前所睡的床上，或者躺在医院的其他地方接受治疗。然后，家属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纠正时态，开始慢慢地适应这个残酷的真相。而这个真相虽然令人恐惧，但在这样的操作下会一点点地展现开来，让家属接受。

    在我上班前几个月的某一天，我不得不向一位老者告知他妻子艾琳去世的消息。艾琳死得很突然，心脏骤停小组来到现场，有人给她丈夫打电话，要他尽快赶来。按照惯例，我没有告诉他更多的细节。我发现他站在艾琳那间病房外，看着门口陌生的屏风和写着“闲人勿进，有事请找护理人员”字样的标志。那时，心脏骤停小组已经走了，护士在忙着整理药品。我问老者是否需要帮忙，然后看到了他眼里的困惑和惊恐。

    我问道：“您是艾琳的丈夫吗？”他转过头来，想说“是”，但嘴里发不出声音。

    我跟这位老者说：“来，我跟您解释一下。”我把他带到护士长办公室，进行了一番谈话。我不记得谈话的细节了，但我清楚地感知到这个男人对自己孤零零地留在世上的无助和悲伤。他看上去很虚弱、迷茫，我担心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他可能很难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与往常结束这类悲伤的谈话一样，我向老者保证，如果以后他还有其他问题，我会很高兴再次同他交谈。虽然我总是这么说，并且发自内心地这么想，但从来没有家属回来找我了解更多信息。想到这儿，我做了一个冲动的举动：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递给这位面容憔悴的丈夫。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把那张纸片揉成一团揣进口袋，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表明我的做法无济于事。

    三个月后，我来到另一家医院的外科病房担任住院医师。有一天，我接到之前病房的护士打来的电话，就是那位端茶盘和镀金陶瓷茶杯的护士。她问我是否还记得那位叫艾琳的患者，说艾琳的丈夫打来电话，坚持要联系我。护士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打通了他的电话。

    “噢，医生，谢谢你给我回电话。听到你的声音真好……”艾琳的丈夫一时语塞。我等着他往下说，心想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问题，希望我有足够的知识可以给他解答。

    “事情是……”这位老者又停顿了一下，“呃，你很善良，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还能告诉谁……但是，呃……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终于把艾琳的牙刷扔了。今天她的牙刷已经不在浴室里了，我真的觉得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听得出来，他情绪激动，声音有些刺耳。我还记得，艾琳去世的那天上午，他站在病房里，脸上满是困惑。

    这件事让我对自己的工作逐渐有了深入的理解。丧亲对话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而这个过程人们要用一生的时间，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接受。

    （《好好告别》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出版 彭小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