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长期以来，党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对于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问题，不能简单地从毛泽东当时所担任的职务上去判断。诚然，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仅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会议决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既没有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或“在党内负总责”，也不是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但在贯彻遵义会议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如指挥四渡赤水）并最终取得长征胜利的斗争中，在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维护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中，在随后由苏维埃革命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关于长征的一段回忆颇能说明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张闻天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坦荡的胸襟，但同时也说明张国焘此时想得到的并不是总书记这个职位，而是企图担任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获得对于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张国焘很清楚，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导致红一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人不是毛泽东，而是以李德和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此时毛泽东已经结束了宁都会议后“靠边站”的状态，而且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而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自1935年8月上旬的沙窝会议（即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积劳成疾终于病倒，有一段时间甚至昏迷不醒，项英则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陈云在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的决定前往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博古刚刚离开总书记岗位，张闻天没有军事工作的经历与经验，所以张国焘真正忌惮的是毛泽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影响。

    当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由于重要的军事行动都由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而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军事指挥需要集中，因此，1935年3月中旬，经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中共中央决定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在随后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林彪曾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因而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主持大计，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同年5月召开的会理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都对林彪提出批评，并明确提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这表明，新“三人团”成立后特别是会理会议之后，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为党在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所谓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也是体现在对军事工作上的领导权和发言权。

    在遵义会议之前，虽然从党的二大起就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中共四大开始称总书记），但中央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而这个领导集体形成的起点就是遵义会议。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成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连载八）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