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师，培养了妇女解放运动先锋

    位于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100多年前，在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影响下，以缪伯英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女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知识女性爱国社团

    步入北京市鲁迅中学校门，别致的小院映入眼帘：青砖雕花，回廊相连，房屋错落有致，环境古朴典雅。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所学校数易其名：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直到1996年，正式更名北京市鲁迅中学，沿用至今。

    1919年五四前夜，北京大学曾派两名男学生到女高师，联络一同上街游行事宜。当时，女高师虽是清末革新派力主的产物，却仍在用重重封建礼教束缚着学生。校方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由，把男女学生代表分别安排在大礼堂的两个角，双方交谈需要通过坐在中间的女学监传话。因为沟通不畅，女高师的学生们没能参加五四当天的游行。

    5月5日，思想进步的国文教师陈中凡在课堂上讲述了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要求，以及北京各学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的情况，女高师的学生们听后群情激奋，义愤填膺：“我们也停课，一致支援被捕的学生！”学生们不顾校方阻挠，走出校门，高呼口号，加入游行队伍。

    随后，女高师的学生们成立了自治会，向学校争得了会客自由和行动自由。她们在校内以自治会的名义发布通知、召集会议、编写革命刊物、参加游行请愿活动。

    5月7日，女高师学生“议决散布传单，集合北京各女校一致行动”。在女高师的倡议下，北京十余所女校的40余名代表齐聚崇文门,召开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发布《告全国女界书》,声言“爱国不分男女,爱国女子不能后人”。这个联合会以“提倡社会服务,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规定“凡属北京市高等小学以上女学校赞同本会宗旨愿加入者,其全体学生皆得为会员”。这也是五四时期最早成立的知识女性爱国社团。

    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成立后，各女校学生通过罢课、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抵制日货，抨击卖国政府，配合五四爱国运动。同时，通过创办平民学校、设立平民工厂、号召女子储蓄、刊发《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汇刊》等举措推动妇女解放,将妇女解放运动与爱国运动进行了有机结合。此后，其他诸省纷纷效仿。这些社团互相响应，互相联络，渐渐构成了全国性的女性运动网络。

    接受妇女解放新知识

    女高师学生缪伯英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湖南学生同乡会，在那里，她认识了北大学生、同乡何孟雄，在他的帮助下，缪伯英经常到北大听课，对北大的民主学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通过何孟雄认识了一批追求真理、勇于改革的先进青年，和他们一起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她仔细阅读、认真领会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文章，尤其被李大钊文章中的那种改造国家、解放民族的磅礴气势以及源于理论、脚踏实地的求实态度所折服。缪伯英特意找到李大钊，激动地说：“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见她非常诚恳，就答应了她的要求。从此，缪伯英经常找李大钊求教。

    李大钊曾在女高师短暂任教，主要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和伦理学等课程。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在他的影响下，女高师许兴凯、石评梅、缪伯英等进步学生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她们逐步认识到，社会积弊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社会。1920年11月，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缪伯英参加了会议，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一批团员转为党员，当时21岁的缪伯英也在其中，她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宝贵的精神财富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后叛变，北京党团组织暴露。缪伯英根据党组织指示，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开展革命运动。后来，她又转战武汉、上海领导革命运动，一刻都没有停歇。

    1929年10月，缪伯英突患伤寒病，被送往上海仁济医院救治。10月下旬，病危之际的她神态凝重地对丈夫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年仅30岁的缪伯英，溘然长逝。

    昔日女高师学生们参与的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不仅显示了“妇女撑起半边天”的巨大力量，也展示了共产党员投身革命洪流的奋斗不息。她们怀着人民解放、民族振兴的火热理想，不畏强暴、不畏牺牲，为后世青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北京日报》2.18 贾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