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卜辞来看,商人早已知道前朝发生洪水的故实,且深深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近年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豳公盨(又名遂公盨)铭文,有助于廓清疑古学者的部分怀疑。
这件出自西周贵族之手、带有训诫意味的铜器铭文,清楚记叙了禹治洪水的故事,等于向世人昭告疑古学者所持的禹治洪水出于战国时人假托的说法为无端臆说。铭文首称“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一则表明在周人心目中,禹是同周文王、周武王一样的受命之君,治理水患,有德于民,而非什么天神;再则表明禹的治水方法为“浚川”,即疏浚小的河川,此与文献所载“疏川导滞”的治水方法并无二致。
所谓“敷土”或“布土”,是促使被淹没的土地尽快显露出来,以便重新分给广大民众。对付洪水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累土为丘,人居其上,以躲避洪水。《淮南子》称“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豳公盨铭文有关禹治洪水之事,属后人对前代史事的追记,但其描述的具体情节,很符合夏代国家兴起时的地理环境与考古调查情形。
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气候或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论证大禹治水的时代背景,如将大禹时期的大洪水归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变化。这一时期,气候变冷引发相对湿度加大、降雨量增多,导致当时中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从黄河上游、中游到下游均发现洪水的沉积证据。
根据文献记载,大禹治水的主要策略是对大面积洪涝灾害进行排涝、开挖沟渠等,即如豳公盨铭文所说的“浚川”、《论语》所说的“尽力乎沟洫”。由此论及洪水发生的地域,当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地势低洼之处,即大体处于西边的太行山脉、东边的泰沂山脉两个高地之间以及古代黄河与济水之间,按《禹贡》九州的划分属于古兖州。
(上观新闻2.14 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