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开放”是最优选择

    2021年，中国开启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上海更是处于发展的“转折时刻”。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学者，作为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对不少社会关切的问题阐述了他的思考。

    记者：对浦东而言，今年是它又一个30年征途的起点。回顾过往30年，你认为浦东留给世人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周其仁：比较重要的一条，是不把开放当筹码。这不仅仅是浦东的经验，也是中国开放的普遍经验。从最初四个特区，到浦东开放，中国都是主动决策，看准了开放对自己发展有利，就坚决从封闭转向开放，并没有要求其他国家也对等开放。

    别人的外贸外资体制政策是别人的事，我们认准开放对中国有利就开放。在历史顺序上，中国是先行开放，再完成入世谈判，而不是倒过来，先签上一堆条约，才实施开放。

    记者：当年，正是主动的单边开放，让中国抓住了机遇？

    周其仁：是这样的。当然主动单边开放的做法，也参考了新加坡的经验。回头看，二战后全球开放体系是由小国率先驱动的。小国内部市场小，关门保护没有经济意义。当时别国都实行高关税，他们摸索出一套反其道而行的办法，搞出口加工区，主动大幅降低关税，让各国企业有兴趣把一些加工、制造项目放到新加坡的“关税洼地”里来。人家都是高关税高壁垒，它足够低，资本技术就业机会反而会过来。

    1978年底，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陪他考察了裕廊工业区。这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他专门讲了新加坡经验。其实他已经看到了，如果后发国家在建立强大主权之后，实行主动开放，是对自己发展极其有利的新战略。

    记者：但现在全球通行的是“互惠体制”，就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它的源头在哪里？

    周其仁：美国建国之初，设立关税主要是为联邦提供税源，维持政府运转，那位开国财长汉密尔顿，早在第一个关税法案辩论时，就已把关税设置、政府奖励政策与保护美国制造业发展联系到一起。到了南北战争之后，北方胜利了，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变成限制进口保护特定本国产业，结果就是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从20%上升到50%，并维持了几十年。

    保护主义的结果是互害的，美国要保护自己，别国就不要保护自己吗？高关税路线一条道走到黑，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遭遇大萧条，才知道走不下去了。1934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授权美国总统通过与其他国家谈判，求得降低关税的互惠（reciprecity），以缓解严重的需求不足。

    直到今天，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框架还是所谓“互惠”，就是让总统和行政官员对外“砍价”。由此可见，美国从来没有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顶多是有选择的开放，而且把开放当筹码用，也让全球贸易进程受累于美国国内不同既得利益的集结，甚至受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牵制。

    记者：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小国“主动开放”，和由美国最先倡导的大国“互惠体制”，谁更高明已经明摆在那里了。

    周其仁：现在看，“主动开放”比美国人的“互惠体制”要高明很多。我们已经体验到，进入“互惠”这个框架，事情就变得复杂无比，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等都和贸易搅到一起。在市场不确定性之上，又增加了行政权力的人为不确定。全球化的交易成本，无端上升了不少。

    中国当年学习新加坡，是大国主动学开放小国，主动在大国里划出一些地方率先开放，从几个经济特区开始，然后沿海城市、浦东开放，再沿着可复制可推广的路线，走向全面开放。这个经验对全球化，特别是大国融入全球化，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记者：从你的角度看，“主动开放”依然是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最优选择？

    周其仁：还是先看美国的教训。为什么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会陷入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在“互惠”框架内那些受到保护和关照的既得利益者，随着全球化深入，越来越缺乏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全球竞争终究是无情的，靠保护和关照，而不是靠调整与适应，终究是保护不了的。特朗普折腾了那么大动静，天下消费者包括美国的，还不是该买中国产品的继续要买？

    所以，该考虑摆脱美国主导世界多年的“互惠体制”了。任何经济体要想强大起来，从根本上，“主动开放”就是上策。

    （《解放日报》1.29 高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