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要有自主空间

　　基层中国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与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即治国理政，地方治理是省市层级治理，基层治理则包括县乡村三级治理。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治理、地方治理有自身的目标和要求，基层治理也有自己需要面对的特殊情境，那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省市）大一统的政策、体制、制度如何与复杂多样的基层治理生态实现有效对接，发挥中央（省市）与地方（基层）两个积极性。发挥中央（省市）积极性，就是要使中央（省市）政策能够在基层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基层要有积极性，就是要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还能够激发基层治理的活力，实现基层的有效治理。

　　县（区）一级要有政策转化空间。中央（省市）的政策、任务具有方向性、原则性和底线式的特点，要达到的是普遍、一般、共性的目标，而基层社会是多样性、特殊性、个性化的，如何将普遍与特殊、一般与特别、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就需要县一级有将中央（省市）政策、任务转化为本地政策的空间。同时，县域社会也会产生一些辖区普遍的治理问题和社会需求，需要县一级设置相关政策议题予以解决和回应。

　　乡镇（街道）一级要有机制创新空间。乡镇不是一级完整政权，部门设置不齐全，权力配备有缺陷。乡镇作为上级政策和任务的执行者，是国家体制与基层社会交互作用的真正“接点”，体制资源与治理问题在这里对接。

　　村（社区）一级要有村（居）民自治空间。在村（社区）内部，有许多事情、问题、需求既不能上升到县一级政策层面，也难以通过乡镇体制来解决，或者解决起来不经济。那么这些治理事务就得交给村（居）民自治来解决。

　　基层治理的自主空间是一个相对问题，实践中需要把握一个度，但不可能做到最适度，过宽的时候需要收窄，过窄的时候需要放宽。这也表明基层中国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理解基层治理时，既要将基层视为一个整体，又要对其进行解析，将县乡村贯通起来思考。

　　（《北京日报》1.25 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