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美]麦高登

    重庆大厦位于香港弥敦道的黄金地段。如果你从马路对面望过去，会见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楼群，底层各色各样的商铺，包括假日酒店、电器铺、商场门面、时装店、牛排店，还有一些酒吧。当你夜晚来欣赏弥敦道的霓虹灯美景时，就跟看到的香港明信片相差无几了。然而，耀眼夺目的高楼中有一栋朴素、甚至可以说是杂乱和腐朽的楼宇：尽管它的底层商场似乎已经脱离大厦本身，与其他艳丽的商场无异，但入口开在外面。

    在这些底层商场之间有一个不可言喻的黑暗入口，一眼看上去好像另属别处，你跨过马路走近这个入口，看见那附近站了许多跟一般香港人不一样的人。假如你是华人，进入大楼后可能反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茫然不知所措。假如你是白人，也许会下意识地捂紧钱包，不安之中还带有第一世界国家的愧疚。假如你是女人，可能还有点不自在，因为你周围有一百多双虎视眈眈的男性的眼睛。

    如果你从附近么地道（ModyRoad）的港铁出口出来，转一个街角来到重庆大厦，会对大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你首先见到一家7-11便利店，那里晚上总有一大帮非洲人站在过道中喝啤酒，附近还有一些印度女人穿着灿烂夺目的纱丽，假如男性瞄她们一眼，她们就会报价，然后跟着走几步以确定该男子是否对她们的性服务感兴趣。当然，招引来的还有其他诸如蒙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女人。还有一些南亚的男人，他们会向你兜售西装订制服务。接着，后面会跟上来一群卖假表的人，提供各种名牌手表的赝品。一旦你流露出一丝兴趣，他们就会带你走进附近大厦的阴暗小巷。

    你穿过距离重庆大厦大门大约三十多米的么地道，如果来的是时候，会见到一群贩子替大厦内几十个咖喱餐馆当托儿，类似中介。你要么不理睬他们，要么赶快决定跟着一个托儿去其餐厅，不然会被贩子党团团围住。如果你是白人的话，会有一个年轻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凑到你耳边小声问：“来点大麻？”你若问下去，说不定还能问出其他的什么药来。到傍晚时分，你踏上重庆大厦门口的台阶，一些南亚裔的旅店托儿会跑来说“我能给你一间好住处，才150港币”，另一个华人马上背对着南亚人说：“这些印度旅馆很邋遢的！来我这边住吧！我们这里干净得很。”

    你终于逃离了这些围攻，然后发现自己已经掉进了重庆大厦的人流漩涡，也许你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簇拥在这么一小块地方。眼前的景象非同寻常：穿鲜艳长袍、嘻哈服装或不合身西装的非洲人，头戴无沿平顶小帽的虔诚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兰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亚妇女，穿中短裤挺着大啤酒肚的老年白人，还有一些仿佛是来自上一个年代难民的嬉皮士。尼日利亚人大声喧哗，年轻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谈笑风生。非洲人拉着塞满了手机的行李箱，还有掌柜们贩卖着各种各样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东西，从咖喱角、手机卡、剪发服务、威士忌、房地产、电源插头到鞋子。排队等电梯的人什么肤色都有，他们都等着去一百多家不同的旅店。

    看到这种景象，你也许觉得奇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多人来重庆大厦做什么？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1983年，我作为一名游客第一次来到重庆大厦，逗留了几个晚上。1994年，我搬到香港居住，每隔几个月来重庆大厦吃一次咖喱。过去三年半中，我至少每个星期在重庆大厦睡一个晚上，一有时间就钻到此处，为了思考重庆大厦存在的意义。

    我在过去几年里找到了一些答案，以一次典型的半夜经历为例。那个时间，印度性工作者已出来招揽生意，她们对我不加理会，因为她们知道我不是顾客。一位兜售假表的贩子透过墨镜向我打招呼，他由于在南亚遭遇警察的缘故已经半盲了。他说那边的警察把他的眼皮贴起来，逼迫他盯了一天的太阳。他在此非法打工，盼望攒够钱以支付角膜移植手术费。他一边留心附近有没有便衣警察，一边尽可能地招揽生意。

    多走几步，一个饭馆的托儿热情地迎接我。我已经两个月没见过他了，他一直以游客身份在香港非法打工，不久前回了一趟印度老家加尔各答。他自豪地掏出上个月出生的宝贝儿子的照片给我看，但同时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回到香港，“毕竟我要供养整个家啊！”。

    在重庆大厦入口，我遇到一位已经六个月没见的尼日利亚商人。他说自己没能早日返港是因为汇率实在是贵得离谱，“不过我现在终于回来了，之前订下四千部手机，还以为自己不能过来拿货，还好终于赶上，我又能赚钱了”。

    接着我邂逅了一位来自西非的朋友，他最近在中国内地南方做起了生意。与其他我见过的非洲商人不一样，他以20万美元的在港投资申请到了香港居留证，精明的他把这20万用来租用和翻新一家位于重庆大厦的电子产品店铺，希望其他的非洲兄弟和穆斯林朋友会来光顾。他认为，只要自己一直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就一定能在大厦里功成名就。

    再走几步，我见到一位只见过一次面的年轻南亚人，他说自己已经失业并陷入绝望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我一点儿钱都没有，家里的人还都指望着我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属实，不过他确实看上去惊慌失措。我塞给了他100港币并祝他好运。我并不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但还能怎样？我再来重庆大厦的时候，就没见到这个人了。事实上，我从此再未见到过他。

    （《薄荷实验·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杨旸/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