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安忆与史铁生“抬杠”

    史铁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时常想念他。

    我和铁生兄交往频繁的一段时间，是在1993年春天的四五月间。那段时间，王安忆让我帮她在北京借了一小套单元房，一个人在单元房里写东西。开始，王安忆的写作几乎是封闭性的，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在北京写作，也不和别的文友联系。她主动看望的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史铁生。此时，史铁生的家已从雍和宫搬到了水碓子。王安忆写作的地方离史铁生的家比较远，她对北京的道路又不熟悉，每次去都是让我陪她一块儿。见到史铁生，王安忆总是求知欲很强，都是“终于又见到了铁生”的样子，总有许多问题要向史铁生发问，总有许多话要与史铁生交谈。常常是，我们进屋后还未及寒暄，他们之间的交谈就进入了正题。

    在我印象里，王安忆在别人面前话是很少的，有那么一点儿冷，还有那么一点儿傲。只有在史铁生面前，她才显得那么谦虚，热情，话多，简直就是拜贤若渴。他们的交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哲学的，艺术的；抽象的，具体的等等，可谓思绪飞扬，海阔天空。

    比如王安忆刚出版新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史铁生看过了，她要听听史铁生的批评意见。比如他们谈到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同性恋者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再比如他们探讨艺术的起源，是贵族创造了艺术，还是民间创造了艺术？富人和穷人谁更需要欣赏艺术？由于王安忆的问题太多，有时会把史铁生问得卡了壳。史铁生以手扶额，说这个这个，您让我想想。仍想不起该怎么回答，他会点一支烟，借助烟的刺激性力量调动思维。由于身体的限制，史铁生只能把一支烟抽到三分之一，或顶多抽到一半，就掐灭了。抽了几口烟之后他才说：我想起来了，应该这么说。

    王安忆如此热衷于和史铁生交谈，可她对史铁生的看法并不是一味认同，而是有的认同，有的不认同。对于不认同的看法，她会严肃认真地摇头，说觉得不是，然后出自己不认同的理由。王安忆这样做，像是准备好了要去找史铁生“抬杠”似的，并在棋逢对手的“抬杠”中激发思想的火光，享受在心灵深处游走的乐趣。

    由于思想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我只能当一个旁听者，一点儿都插不上嘴，跟一个傻瓜差不多。不过，听两个智者的争论，至少让我懂得，世界上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人类用心发现，加以思索。大脑就是用来思索的，如果不思索，顶着一个脑袋恐怕跟顶着一个葫芦差不多。

    史铁生的难处在于，他有一个超强智慧的大脑，但供给大脑的能源却常常不给力。有一次透析，他看见抽出的血流在透明塑料管子里被一朵血栓堵住，滞留的血液很快变了颜色。他赶快喊来护士除掉血栓，透析才得以继续。铁生还曾对我讲，在病床上透析期间，脑子仍然在思索，手里抓着一部手机，有了新念头，他赶紧在手机上记下，等回家后再在电脑上整理出来。

    （《北京日报》2020.12.25 刘庆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