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教育家庭化带来的全民焦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村中一度流行一个形象的画面：有人叫，“某某某，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然后在外玩耍的孩子某某某赶紧灰溜溜跑回家吃饭，如果反应迟缓，拖延着不回家，母亲就会拿着藤条或扫把之类的工具到处寻找孩子。这一画面所展现的正是中国式的“虎妈”形象。而今天，中国农村严格的“虎妈”越来越少，农村母亲更多以温柔甚至怯弱的形象出现。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虎妈”，这些“虎妈”主要来自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她们对孩子实行严格而精细化的管教，以“超级妈妈”“中年老母”“辣妈”等形象示人。城市“虎妈”崛起而农村“虎妈”式微，反映出中国母职形象的分化与逆转。

    简单来讲，城市家庭由于处于一个教育资源丰富、动员能力强的环境中，一方面自身具有介入教育的能力，另一方面受到结构中的外部力量影响，在结构内部形成资源互动和资源竞争，由此遵循的是竞争逻辑。在教育竞争逻辑之下，家庭内部形成权威型母子关系，母亲教育子女依循的是精细化的教养方式，所展现出的是具有权威的“虎妈”形象。

    而农村家庭处于一个相对缺乏教育资源能力的环境中，虽然家庭成员对于子代教育充满期待，但由于家庭内部缺乏可资动员的教育资源，同一结构中的家庭之间缺乏竞争能力，逐渐形成去竞争化的教育结构，底层家庭在整个教育结构中逐渐被边缘化。在教育边缘逻辑之下，底层家庭中的母子关系形成的是一种亏欠型的母子关系，即母亲认为家庭缺乏支撑子女教育发展的资源，使之无法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因亏欠而形成相对纵容式的教养方式，展现出缺乏权威且放纵子女的“猫妈”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孩童教育主要是在学校中完成，学校是教育的主要场所。当前我国孩童教育却逐渐出现家庭化的趋势，家庭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甚至超越其可承载的能力。最终，家庭环境的差异和教育竞争的状态，共同决定了城乡家庭中的母职形象和母子关系——城市家庭偏向于严格的“虎妈”教育，母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威型关系；农村家庭偏向于松散的“猫妈”教育，母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亏欠型关系。这也意味着，教育家庭化给城乡家庭教养制度带来了新的变化，家庭教养制度成为与学校教育制度同等重要的制度形式。

    要彻底解决教育家庭化所带来的全民焦虑问题，一方面，国家必须尊重教育发展和社会化分工的基本规律，重构城乡学生的教育发展环境，均衡城乡学校的生源数量和生源结构，避免教育竞争趋于极化，以及教育去竞争化后趋于两极分化。另一方面，要使得教育重新回归学校，使学生在学校中能够接受专业系统的教育，将家长从子女教育不可承受之重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探索合理的家校合作模式，厘清家校权利边界和责任界限。

    （《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0期 雷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