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一篇标题为《重大发现——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首演时“并非完全失聪”》的文章,介绍肯特州立大学音乐学教授西奥多·阿尔布雷特的观点,“贝多芬在他的职业生涯晚期可能并没有完全失聪”。这位学者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贝多芬同时代人的记述后,认为有新的证据显示,“贝多芬不仅在1824年5月的第九交响曲首演中没有完全失聪,而且至少两年后他还能听到(尽管越来越微弱)。”直到贝多芬于1827年去世前不久,他的左耳仍能听到一些声音。阿尔布雷特由此断言:“这将会让每个人匆忙修改关于贝多芬的传记部分。”
长期以来,对于贝多芬,包括很多专业音乐家在内的人都习惯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贝多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双耳失聪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何等令人赞叹、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完全听不到声音的人却能写出一部又一部恢宏壮丽的不朽杰作!而更加“专业”的观点虽然并不认为一位训练有素且积累了足够经验的作曲家在失去听力的情况下创作交响乐是无法解释的,但有另一种更加诗意化的提升,即贝多芬由于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不得不与身边的音乐生活失去联系,这反而让他免受音乐时尚的影响,无视当时风靡维也纳的“肤浅音乐”(以罗西尼歌剧为代表的意大利音乐),进而能自由地“听从内心的召唤”,创作出超凡脱俗的音乐。
实际上,严格地说,阿尔布雷特教授的观点并非“重大发现”。奥地利杰出的音乐学家弗朗茨·恩德勒在所著《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写道:“贝多芬从未完全失去听觉。他直到逝世前仍可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还能听明白人们大声说的话。但这对由于病情严重且无法医治而倍感孤独的他来说是无济于事的。”这说明,在贝多芬生活、创作和长眠的这座音乐之都,将贝多芬视为一位在耳聋状态下创作出众多不朽杰作的音乐家,是相当广泛的共识。这也反映了从传记到文艺作品和大众话语一脉相承的对历史真实的背离。
在同时代人对贝多芬耳疾与听力状况的记录和描述中,贝多芬的学生卡尔·车尔尼被认为是最客观的。伊莫希尔在他的《我们真的了解贝多芬的乐团和他的音乐吗?》一文中有一章标题为“九部交响曲与贝多芬的耳聋:神话与现实”,其依据即来自车尔尼的记述。车尔尼告诉人们,创作前八部交响曲的贝多芬虽受耳病折磨,但还有听力。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时,也还能依稀听到,但在时隔数年后创作这部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即著名的《欢乐颂》的乐章时,贝多芬才基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这也是导致这个乐章在演出呈现中技术困难大大超过其他乐章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虽然此时的贝多芬就艺术造诣而言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大师,但听力的丧失还是让他在配器上出现“失算”。
为什么在近两个世纪中,贝多芬的“亲传弟子”车尔尼的记述并不能与“耳聋大师”的神话抗衡?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浪漫的英雄传记观。同为作曲家,失去听力的不幸者并非只有贝多芬,交响诗《我的祖国》的作曲家斯美塔那在晚年完全失聪,他曾悲哀地写下自己的感受:“脑袋里的呼啸轰鸣使我感到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下面……作曲时耳鸣得非常厉害。”虽然《沃尔塔瓦河》是音乐会上演出频率最高的名曲之一,但世人对于其创作者耳聋的关注度远不及对贝多芬的关注。贝多芬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心目中成为遭遇不幸而顽强与命运搏斗、“扼住命运咽喉”的强者和英雄的化身。而在这一趋势中,他的耳疾和耳聋的程度,被不同程度地渲染和夸张。
更趋客观真实的贝多芬形象并不影响这位作曲家的伟大,贝多芬的伟大并不仰赖于“贝多芬神话”,而是来源于贝多芬留下的音乐杰作。正如伊莫希尔所认为的,“没有什么比严肃对待其音乐能更好地体现对一位作曲家的尊重了”。
(光明网 12.17 王纪宴)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