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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孙机，1929年生，山东青岛人。文物学家。现为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国博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著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仰观集》《中国圣火》《从历史中醒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
今年国庆节，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即将由中华书局付梓，我去拜访他。老先生高兴地谈起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孙机说，不仅要把我国的考古发现研究透，而且要让古代的社会生活活起来，这里面包含着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自信的目的是加强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我们考古工作者肩负着这么一个任务”。
要由小见小，也要由小见大
年轻时，孙机曾想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物源》。那时，他的学术兴趣是探究事物的来历，他想要弄清楚世界上那么多千姿百态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会向何处发展。回想几十年的学术之路，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名为《物源》的著作，但孙机的研究一直与“物源”息息相关，他也一直保持着最初的那份念想。
这些年来，各地出土了很多文物，有些盆、罐、瓶，人们一看就明白，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也有些东西，学界一直不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文物能够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注解，但有些古代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慢慢被湮没在历史里，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了解它们的用途，就有必要探索“物源”。他举了个霞帔坠子的例子。
北京昌平明定陵出土的霞帔坠子，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有的图片发表时，尖朝下，有人认为是香囊、银熏或佩饰。对照明代典籍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叫霞帔坠子，应该尖朝上。霞帔是从肩膀上垂下来的飘带，帔底下就是个坠子。追溯起源，霞帔在唐代就已经出现，经过唐宋的发展，到明代，霞帔及坠子的佩戴规定已经严格：一品至五品的官员，霞帔上坠金帔坠；六品、七品，缀镀金帔坠；八品、九品，缀银帔坠。霞帔坠子这个小物件的变化，反映了中国舆服制度的一个侧面。
孙机说，这只是“由小见小”的例子。小物件，把它们说清楚了，也只是说清楚了一个装饰品或者一件小事。研究古代文物，不仅要“由小见小”，而且要“由小见大”。一件东西说清楚了以后，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可能都会有新的认识。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
比方说，西汉初年社会上普遍谴责秦始皇的暴政。在秦始皇的诸多暴政当中，有一个叫“头会箕敛”，是说秦军拿着一个像簸箕一样的东西去老百姓家随意敛收粮食，供给军费，遭到老百姓的抱怨。前些年学者在山东博物馆发现了一个铜箕，上面铸着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证明这是个量器。从秦往下，到汉朝，虽然没有发现这类实物，但是发现了它的模型，就是出土的一套量具，跟斗、升等一块儿，还有一个箕，那么这个箕就是一个量具。从秦往上，战国甚至商代都有这种量具。所以说，中国古代量器当中有箕量，文献上也这么说了。这样的话，不管老百姓怎么抱怨秦暴政把收粮食的比例定得高，但是不可能说拿着簸箕随便就装，装完就走，那就不是政府行为了。所以，这个“头会箕敛”就是当时汉初的人谴责秦朝的时候说得比较夸张的一句话。出了这个箕量以后，事情就可以搞清楚了。
通过这件文物可以把秦朝赋税制度说得更清楚。这个东西的发现就是对文献的一个补充说明，也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状况的一个说明，它这个是“由小见大”的例子。
孙机又举了个例子，是宁夏固原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的一件漆棺。这个漆棺上画的是中原的二十四孝图，但人物都穿着鲜卑装，两种文化都有体现。孝文帝改革以后，不仅改穿汉服，而且把籍贯都改了。原本他是今天大同那一带的人，籍贯改成了洛阳，而且不许再说本民族的鲜卑话，引起了旧贵族的反感，导致他的亲儿子都反对他，后来就反叛了。固原漆棺画早于孝文帝改革，使我们对这次改革的背景有了更多了解，从而对改革的全过程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呈现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孙机专注于汉代物质文化研究，已经有四十年了。他说，今年这本《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出版后，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修改了，所以叫“修定本”。这是他最看重的学术成果。
从横断面来说，孙机的研究考察了汉代基本物质文化资料，从纵向来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但是他谦逊地认为，即便如此，自己仍没有能力将各个断代的物质文化都以像《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那样的方式研究出来，其他时代的研究只能有待来者，“考古工作不只是‘由小见小’‘由小见大’，或者考古和文献相结合，还要通过对考古成果的研究，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这就不是理清几件文物的名称和用途的问题，摊子还要铺得更大”。
在他看来，研究古代物质文化，不仅能让人们更加了解、热爱祖国的历史，而且能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动力，“我们说考古对社会有用，不是说考古能为今天的社会生活直接提供一个什么新技术，而是说考古可以增加文化自信，进而加强爱国主义”。
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华文明在很多领域领先世界其他国家。有学者研究，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中国的GDP还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原来只说中国有“四大发明”，其实，中国有很多发明创造影响了世界。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指出，中国有70项发明曾经领先世界，后来传到了欧洲。
前些年，有学者提出，中国的马车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孙机对古车做了大量研究后认为，中国古车与西方古车完全是两个体系，差别极大：从构造上说，有大轮、小轮之别；从系驾法上说，有轭靷式系驾法和颈带式系驾法之别；从性能上说，有用于车战和用于运载之别。距今约37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双轮车的辙痕，从考古上证明中国此时已经有车。《尚书·甘誓》是夏朝初年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应该是可信的材料。誓词中对作战的具体要求是：“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不仅有车，而且能进行车战。一辆车上配备了车左、车右、御手等三名车士，组成一个战斗单位。可见此时战车兵已经有明确分工，车战战术已经规范化。如果所驾驭的不是性能良好的战车，则不仅不能正常发挥其战斗力，也积累不起足以上升为军事条令的战斗经验。中国马车出现的年代与中亚、西亚马车出现的年代相仿，并不存在西方已有了成熟的车型而中国紧随其后的情况。
孙机又举了球墨铸铁的例子，1947年，欧洲的冶金专家才研究出现代的球墨铸铁技术。球墨铸铁比一般的铸铁强度更为增加，机械性能也更为改善。让人惊讶的是，在河南巩义铁生沟冶铁遗址出土的西汉铁器里，就检验出发育良好的球状石墨，它的球化率甚至符合现在的国家标准。虽然那个时候的球墨铸铁工艺还不成熟，但对我们总有一些借鉴意义。
它虽然不跟现在连接，但把它的古代社会搞活了。活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古代社会，那么有秩序，不是那么乱，而且技术又那么发达，很多文明我们都处在世界前列。
考古不只是往后看
1955年，孙机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北大，孙机最亲近的老师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告诉他，考古研究要多读书，而且要读有用的书，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物质文化方面的史料，史料里会有很多“触角”，这些“触角”会触及方方面面，有些东西就会互相联系起来，成为学术研究的入口。
如今，“大众考古”“公众考古”的说法很流行。孙机说，“大众考古”不是让大家都去考古，而是让大家了解考古的知识。地下文物归全民所有，进行发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否则，即便是在自家院子里发现古墓，也不能任意发掘。考古学家是奉政府的命令去挖掘，这就是他的工作。如果他不为政府工作的话，那就是盗掘了。向大众普及考古知识，应该重在普及考古的成果，而不是普及田野考古的技术或方法。
今年已经91岁的孙机，仍然关心着当下的考古事业和国家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向前看，考古学不是让人们往后看，而是让我们增加向前的动力。
（《光明日报》12.21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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