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道德的社会”更为根本

    “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可以用一个词概括：社会转型。”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傅鹤鸣认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引发了道德文化系统性的不适宜性。

    什么是道德文化系统性的不适宜？傅鹤鸣解释到，在这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道德体系已经力不从心了，新的还在建立过程中，而转型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道德乱象、道德问题，其实这都是正常反应。

    在傅鹤鸣看来，进行道德文化的系统性重建工作，首先要建立“道德的社会”。正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城邦善”相对于“个人善”具有优先性。“假设整个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却让我来做一个道德的人，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傅鹤鸣说。

    建立“道德的社会”，首先要构建合乎道德的经济基础。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要获得真正进展，必须建立于现代市场经济之上。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释的道理：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名为追求“一人之私利”，实则实现“天下之公利”。

    在傅鹤鸣看来，与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比较容易造就更为合理的现代道德文化。具体来讲：第一，与以往所有经济样式相比，市场经济在实现人类过上好的生活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第二，从社会公平正义角度看，确保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平等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第三，从制度建构角度看，市场经济对于建构具有现代道德文化的民主制度发挥出基础性作用。

    除了经济外，当我们在谈论道德时，另一个概念也总是无可避免地与之相伴，那就是法律，显然现代道德文化重建也离不开法律。傅鹤鸣认为，法律一定要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即法律必须接受道德的审察。

    傅鹤鸣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是促成当今对法律进行道德考量的重要直接原因。在这两次审判中，战犯及其辩护人声称：他们的所作所为均是按照他们国家实在法的规定而进行的，具有合法性，至于对法律本身的善恶判断，这不是他们的义务，而是立法者的义务，因此，他们不应对他们为执行法律所做的事情负责。检察官们则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是服从还是不服从当时的法律，而是在面对明显的谋杀和野蛮的犯暴时，他们依然存在某种更高的义务，如不履行该种义务，理应受到严正的审判。基于此种理据，纽伦堡国际法庭和东京国际法庭都对“二战”战犯进行了有罪宣判。

    “在法律之上，我们有一种更高的要求，这就是道德的要求。军官可以指挥你瞄准射击，但是在枪杀无辜的时候，你可以抬高一公分，这就是道德。”傅鹤鸣说。

    （《深圳特区报》12.8 王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