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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国际地位，目前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国际地位并不匹配。如何改变这种不匹配的状况？加大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力度是途径之一，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当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是自由主义。对话当然需要时机，西方在繁荣时期可能不大情愿对话，而新冠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西方疫情失控的本质是以个人权利至上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果。
这次新冠疫情极大地凸现了“文化”的作用，其中疫情对自由主义提出的质疑可能最为深刻。
第一是个人权利至上与公共卫生危机的尖锐冲突。自由主义的许多原则在这次疫情中均受到了严重挑战，其中，最受挑战的是个人权利至上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可以说遭遇到了自它诞生以来最致命最严峻的威胁、乃至毁灭性的威胁。
与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相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一种“克己”的文化、“自律”的文化、“慎独”的文化、“自我管控”的文化，不要说在非常时期，即使在平时，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个人，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也是奉行他人优先、共同体第一，无论这个共同体是家庭、家族、集体、社会、国家，还是所谓的“天下”。这种占主流地位的“先集体后个人”的文化，固然也有很多深刻的弊端与缺陷，譬如公权力泛滥而得不到有效制约等等，但它在防控公共卫生危机时，却有不容抹煞的巨大积极意义。
第二是老年人的生存权利与中青年人的生存权利的冲突与平衡问题。群体免疫主张可以说最深刻地暴露了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它的信条。这是一种强者哲学，丛林法则。中国人奉行的是弱者哲学，弱者优先。在中国人看来，所有的生命都是等价的，如果说不等价的话，也是儿童的生命和老人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
第三是“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与国家民族的重大需求的矛盾。当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国家意志当然要贯彻，甚至连计划经济的手段也有可能被使用。
这次中国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实际上为有为政府提供了范例。而中国这个有为政府的背后，凸显的也同样是文化的作用：中国国民政治文化中历来存在“信任中央政府”的心理。多年来，国内外有关机构的相关调查，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从来没有低于90%。这样一种心理，是中国政府强大的危机处置动员能力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这次对疫情的迅速成功的处置，更是极大地扩大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命题的内涵。
就像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局限和短处一样，新冠疫情也使中华文化、中国制度的长项和优势显露无遗，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深度开展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度对话，在整个世界上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的巨大优势和意义。
（《中华读书报》 12.16 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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