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传统的当下意义

    中国博物传统是中国精英文化孕育出的具有高度系统性的知识、审美和实践的独特传统，不是西方博物学所能完全覆盖的。

    与西方博物学以自然物（即动、植、矿、生理）为对象不同，在中国博物传统中，从《博物志》到近代，“博物”概念的外延逐渐从无所不包具化为“天物”（自然物）与“器物”（人造物）。无论是“博物志”的命名和记录，还是儒家“多识之学”及“尔雅”系统的名物考据和知识传统，抑或是明代文人私人空间中的长物、清供实践和书写等，人造物都与自然物享有平等的地位，如金石等承载了一定历史信息的人造物，甚至具有更高地位。

    博物学对象差异的背后，是中西方不同的宇宙观与物观。西方博物学的根基是神学，而中国博物传统则以历史崇尚、经史之学、文人审美等为内在动力，具有更强的社会性。社会性极强的中国博物传统大致可分疏为两条脉络，一是以儒士为主体的知识传承和学术活动，二是以文人为主体的实践、审美和书写活动。

    儒家博物传统背后是学术和政治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在晚清民初建构民族国家背景下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当时金石等文物作为中华文明和历史之“魂”受到爱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他们试图用这些承载了历史厚度和美学的古典美术资源唤醒国人的爱国爱乡之情，以及见贤思齐的奋进心。而文人博物传统更多是作为日常生活、学科基础等文化心理资源受到重视。同时，在“科学”时代，各类指向物质世界的“趣味”被视作自然知识向专业化、职业化和主流化发展的基础与通路，中国博物传统也因此成为各类现代学科的知识资源之一。

    如果说西方博物学试图接续的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问题脉络，那么发掘中国博物传统的问题意识则有些差别。后者不仅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资源，更重要的是以人类生活为中心重构人与整个物质世界的关系。

    （原题：《中国博物传统的历史脉络和当下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