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点灯人”

    今年80岁的赵启正，经历过新中国最艰难、最贫穷的时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期间，赵启正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在这所为培养“两弹一星”人才而成立的学校里，他受教于钱学森、钱三强、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大学毕业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年轻的中国科技工作者被分配到研究第一线，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在二十来年的时间里，赵启正一直从事着与核工业相关的工作。

    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仅缺少科技人才，也缺少管理人才。在这个大背景下，赵启正接受上级安排，离开老本行，于1984年进入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同年，他去深圳出差，有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地一栋刚盖好的大楼堵住了新建道路，不得不马上拆掉。那次以后，他意识到规划的重要性。

    1992年秋天，当他带领团队开展浦东新区的建设规划工作时，专门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形态规划必须服从功能规划”。“比如，浦东当时要建一个足球场，必须先确定是大众健身用，还是举办大型比赛用？规模是国家级的，还是世界级的？把功能定下来，再去设计足球场的形态。超出太多是浪费，不满足则是保守。”事实上，赵启正眼中的浦东就像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巨大球场，未来这里将上演很多重大比赛，最好能办世界杯。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和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相比。而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几乎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就连上海也流传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顺口溜。“那时浦西的上海人管浦东叫乡下，浦东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每次过江都说是进城。浦东的土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除了农田只有一些仓库。”赵启正回忆道。

    为了吸引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者，浦东新区在规划和管理等方面重视科学性、开放性、前瞻性和包容性，形成了很多被赵启正视为“软成果”的经验。

    “规划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时，我们请了4个国家的顶级专家，加上本地设计院，一共5家。我们给每家一张地图、一份说明书，说明这个地方将来是一个金融中心，是外国企业的中国总部所在地。他们各自设计，我们最后把5个模型的优点综合成最终模型。”

    人们今天熟知的陆家嘴中心区高层建筑群，也是世界大师们竞相献艺的作品：东方明珠电视塔出自上海设计师之手；宝塔外形的金茂大厦是美国设计师参考了中国26座宝塔设计的；环球金融中心由日本企业投资、美国公司设计、上海建筑集团承建，曾获2008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

    199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访问上海，赵启正拿着激光笔在沙盘边为他介绍浦东规划。老布什指着笔说，这个东西他见过，1991年海湾战争时，美国将军鲍威尔就是拿着它讲解战争局势的。赵启正说：“鲍威尔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平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会建起来。”听到这番话，老布什点头道：“如果我再年轻几岁，也要来浦东投资。”

    同样是1994年，中国台湾地区公布了一个“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由美国麦肯锡公司负责论证、设计，轰动一时。在当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台湾记者问赵启正：“浦东将如何呼应台湾的这项计划？”赵启正回答：“浦东开发已经起步了，‘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刚刚宣布，应该问后者如何呼应前者。”几年后，“亚太营运中心”烟消云散。赵启正认为，这个要与浦东开发比肩的计划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大陆强大的经济支撑能力。

    浦东开发之初，赵启正和他的同事们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他们要把上海建成一个面向国际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当时，规划团队已经有了建设“亚洲经济走廊”的初步构想。赵启正形象地将主要城市比喻为走廊上的灯，“东京、首尔、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当时它们的总GDP约占全世界的1/5，而上海就是这条走廊的中间点”。

    30年后，这条经济走廊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上海这盏明灯也越来越抢眼。

    （《环球人物》2020年第23期 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