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中的五次顿悟

    ■[美]保罗·索鲁

    假如旅行包含着一个基本诉求，这个诉求就是寻找意外。发现一件未曾预料的乐事，可能会影响一生。以下是我在旅行中经历的五次顿悟，让我难以忘怀，正因为此，它们一直都在指引着我。

    一

    我在巴勒莫，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了张去纽约的“弗雷德丽卡皇后”号的船票。那是1963年9月，我即将加入和平队，受训去非洲任职。启程的当晚，意大利友人为我办了个欢送会，聚会进行了很久，等我们抵达港口时，一支西西里乐队正在演奏《起锚歌》，“弗雷德丽卡皇后”号刚离开码头。那一刻，我的心跌到了谷底。

    我的朋友帮我买了一张去那不勒斯的机票，让我可以第二天在那儿赶上那艘船。就在登机前，航空公司的一位职员说我没有交离境税。我告诉他我没钱。我身后一位穿着棕色西装、戴着一顶棕色博尔萨利诺帽的男子说：“给。你是不是需要钱？”说着，递给我二十美元。

    问题解决。我说：“我要把钱还给你。”

    那位男子耸耸肩。他说：“我们说不定会再见的。这个世界很小。”

    二

    1970年8月，我连续三天待在“根地咬”号内燃机船上，那是一艘小货轮，从新加坡开往北婆罗洲。我打算去那儿攀登京那巴鲁山。上船后，我看书、打牌，天天是同样的牌局，牌友是一位马来的种植园主和一位带着两个孩子旅行的欧亚混血妇女。那艘船有一块露天的统舱甲板，约有一百名乘客睡在那儿的吊床上。

    当时是雨季。我咒骂那雨、炎热的天气，还有滑稽可笑的纸牌戏。一天，那位马来人说：“昨晚，我一名雇工的妻子生了个小孩。”他解释，割胶工坐的是统舱，有些人带着妻子。

    我说我想见见那个婴儿。他带我到下层甲板，看到那个新生儿和那对春风满面的父母。这件事扭转了这趟旅程。由于那个婴儿在船上出生，我对一切有了改观，雨、炎热的天气、其他人，甚至那些纸牌戏和我在读的书，都变得意义不同。

    三

    环绕圣戴维岬角的威尔士海岸有着非常湍急的洋流和说起就起的雾。我们一行四人划着皮划艇，出海去拉姆西岛。回程时，我们不知不觉被浓雾包围，看不见陆地。逆流和漩涡使得我们原地打转。

    “哪儿是北？”我问拿着指南针的那个人。

    “那边。”他说，轻轻拍拍指南针。接着他又猛敲了一下指南针，说：“那边。”然后继续更用力地击打，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这玩意儿坏了。”

    天色渐暗，寒冷的四月天，除了圣乔治海峡黑黝黝的海水，什么也看不见。寒冷和疲惫仿佛死亡的不祥预兆。我深以为我们无望在那晚回到岸上，也许永远回不去。我心想，这就是走向死亡的感觉。

    我极目远眺，看到一点东西，一片高高的云闪过我的眼前，像是一个岬角。我更努力地张望，祈祷那是陆地，果然，那片云凝固成一块颜色暗沉的大礁石。我尖叫，我们如获重生般向岸边划去。

    四

    在肯尼亚西部，我们开车行驶在非洲辽远的天空下，我的妻子在我旁边，两个儿子坐在后座。当初正是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我遇到了这个漂亮的英国女子，同她结了婚。我们的大儿子出生在坎帕拉，小儿子出生在新加坡。我们依旧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正在开车驶往埃尔多雷特。数年前，即将结婚的我们在那儿度过了一晚。

    两个男孩在无所事事地吵嘴、胡闹、大笑，令我分心。我的妻子问：“你确定这条路没错吗？”她曾独自在非洲南部旅行三个月。我们开的是一辆老旧的租来的车。牛群散布在小山坡上，躲在棘刺树下乘凉。我们只是在远方旅行的一家人。

    我们正在驶向埃尔多雷特，向着过去；进一步深入非洲，向着未来。我们在一起，阳光斜照着我们的眼睛，世间的一切青翠葱茏，我心想：愿这趟旅程永无尽头。

    五

    就在1964年尼亚萨兰独立并改名马拉维的前夕，教育部长马绍库·奇彭贝雷在该国南部我教书的那间学校种下一棵树。时隔不久，他密谋废黜了当时的总理，海斯廷斯·班达博士。但奇彭贝雷本人也被赶下台。

    时过境迁，当我听闻奇彭贝雷在洛杉矶（“过着流亡生活”，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豢养）去世时，我想到他铲土栽下的那棵小树。离开那间学校二十五年后，我重返马拉维。那个国家有两点令我震惊：大部分树遭砍伐，被当作燃料；不再有人骑自行车。大多数楼房也年久失修。当权的仍是班达博士。

    我花了一周时间去我原来教书的学校。那儿比以前大了，但破败不堪，窗户坏损，课桌开裂。学生给人感觉很不友善。校长对我态度粗鲁。图书馆里没有书。那棵树长得郁郁葱葱，高达四十英尺。

    （《旅行之道：来自路上的启示》广西师范大学2020年出版 张芸/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