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复制的张桂梅和她的华坪女高

    凌晨五点十分，天还没亮，公鸡开始打鸣，校长张桂梅从三楼的一间学生宿舍走出来，打开手电筒，一层层打开楼道里的灯。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学生们五点半起床，上午五节课，下午三节课，中间午休1小时，晚上分三段，一段2小时，11点半到12点之间熄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是如此。除学习以外，所有其他时间都被尽可能压缩，吃饭不能超过10分钟，跑步往返。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周日11点到下午2点，这3小时内，学生们被允许外出，享受每周一次的洗澡时光。

    从2008年成立至今，华坪女高在12年内先后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一千多个家庭因此脱贫，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百分之百。最新的2020年战绩显示，女高的本科上线率为94.3％。这些数字共同构成了女高神话，也让校长张桂梅在今年成为焦点。感动之余，人们更好奇的是，这个神话可复制吗？

    华坪女高的神话

    2004年9月，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文华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途中，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杨文华坚决反对，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而且，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一直在一线教学，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

    回到华坪后，张桂梅就开始四处筹钱，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转机在2007年，她作为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党代会。会上，她身上的一条破洞裤子引起了记者注意。张桂梅的“女高梦”于是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夜之间全国皆知。回到华坪后，女子高中被正式提上政府议程，市、县两级财政共拨款200万元。2008年9月，女高还没有完成全部校园建设，就开始招生。开学典礼由华坪县县长主持，市委书记也出席，规格很高，举办地点在教学楼前的一片空地，当时有一半地面还没有硬化，尘土飞扬。

    华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张桂梅有两个要求，一是只招贫困女生，不设分数线；二是学杂费全免。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后辍学4名，剩下96名。在听说女高之前，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从第二届开始，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至今，女高也没有一套制度化的录取标准，录取谁不录取谁，张桂梅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她会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并规定，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算穷。

    有理想、能吃苦

    2009年，女高创办一学期后，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走了9个。张红琼是留下的老师之一，她说：“走的人大多是因为吃不了苦。”

    和学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中午11点下班后，吃个饭，12点就要回来，下午课从2点开始，五点半结束，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6点继续上晚自习，直到11点半，天天如此。张桂梅要求，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

    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要想出成绩，学生必须要“苦学”，老师更要“苦教”。她面试张红琼时，反复对她强调，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张桂梅看她们瘦弱，摇摇头。

    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学校面临崩溃。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发现，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会后，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所有党员都哭了。

    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要想留住老师，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献精神。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毋宁说，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

    有人问张桂梅，为何女高学生基础差，老师年轻，高考成绩还那么好？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们能吃苦，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教育。”

    无法复制的教学模式

    2011年，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学习女高精神”。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坦言，女高的模式复制不了，能学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师一样奉献得那么彻底，其他学校老师很难做到。”

    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他说，当时华坪一中学习女高，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要给学生义务答疑，不出席就算旷课，“结果收效很明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便很快放弃。

    在9名老师陆续走后，张红琼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满了药瓶，她正费力地往身上贴药膏，很受触动，也很羞愧。“张老师自己身患那么多种疾病，仍在为大山里的孩子坚持，我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她，我于是想跟着张老师再坚持一下。”她这样说道。

    实际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张桂梅丈夫早逝、没有子女、没有房和车，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她事必躬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

    张桂梅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一个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张桂梅之后，谁来执掌女高？63岁的张桂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身体状况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2019年初，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今年春节，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记者在询问华坪县教育局、县政府领导后发现，对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3期 霍思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