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作为反家暴救助中的重要一环，庇护所可以给受暴女性一个临时栖身之地。然而，自1995年我国第一家妇女庇护所成立至今，该类庇护所站点多、知晓率低、庇护少成为普遍现象。
低入住率和高需求
“这是我们救助站的留宿区”，工作人员拧开紧闭的一层侧门，带记者经过安检区、男性住宿区、值班监控室。走廊的尽头，一间房门口挂着“家暴庇护中心”字样的牌子。北京顺义区民政局救助管理站在2003年，就具有了家暴庇护这项职能。
管理站杨站长介绍，三年多时间里，家暴管理中心仅接收过两例庇护救助案例——这一利用率在北京地区救助管理站中已经算较高水平。
北京的情况并非孤例。2018年3月，上海市嘉定区成立反家暴庇护所，两年多只接收了两位入住者。2009年，南京市设立了反家庭暴力庇护中心，11年以来，入住总人数为2人。
与庇护所闲置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严峻的家暴事实。2009年10月19日，26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被丈夫殴打致死。在遭受家庭暴力的4个多月时间里，董珊珊曾8次报警，向法院申请离婚，无处藏匿的她独自在外租房，仍会被丈夫找到带走并暴打。有评论指出，如果有一个安全的家暴庇护所，也许悲剧不会发生。
上海嘉定区妇联兼职副主席金婉仙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了庇护所存在的“必要性”。2018年嘉定区成立庇护所之前，社会组织曾安排受害者到宾馆居住，但施暴者可以进入宾馆找到受害者。“救护站有专门安保人员，施暴者无法进入大门。”
2016年，一份上海市反家暴庇护所制度实施现状的调研报告显示，仅13.7%的民众表示听说过庇护所，而85.6%的人表示遭受家暴时愿意接受庇护所救助。
金婉仙说：“庇护所不是要庇护所有的受害者，政府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但是，对于有需求的人，这是保底的，有时候甚至可以救命。”
多地出现推诿现象
记者注意到，2016年《反家暴法》出炉之前，庇护所就存在存废之争。
1995年，湖北武汉成立我国第一家妇女庇护所——“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此后各地反家暴救助中心先后成立，但多数终因经费、房屋、注册等诸多因素相继倒闭。存，被质疑闲置浪费资源；废，受暴者失去躲避的最后空间。
律师刘永廷表示：“《反家暴法》出台前一些地方的庇护所使用率极低，但是考虑到家暴受害者的可能的现实需要，还是在法律中予以规定。”
有了法律作为后盾，转机却并未出现，推诿、踢皮球现象依然存在。
记者近日拨打重庆市妇联电话，询问市里是否有家暴庇护所，两位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听说过，不清楚相关情况。北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建议受害者先报警，由警察评估受威胁程度，如果想离婚可以找法院，也可以回家寻求亲友的帮助和支持。“这里只提供一个房间住宿，不提供饮食，但基本没有受害者愿意到这里居住，绝大多数人选择投亲靠友。”
入住要做好心理准备
上海市嘉定区家暴庇护所所在的救助站是一个独立设置的场所，50平方米，设有接待室、休息室、洗浴等设施，可以容纳两名受害者同时居住。
“这正是为了避免家暴受害者和吸毒人员、精神疾病人员一起居住，带来不好的感受、造成二次伤害。”金婉仙说。
在北京顺义救助管理站，家暴庇护的房间共有四张床，铺有干净整洁的淡蓝色床单被罩，能提供洗浴和全新的洗漱用品，还有新购入的秋衣、内裤等基本用品。
这类庇护所只是少数。由于依靠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精神疾病人员等是救助的主要对象，多数庇护所很难单独为受害者划分独立的空间。
南宁救助站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目前接受救助的人员主要是无业、精神有障碍的人员。救助站内的居住条件为每个房间2~4人不等。“所有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员，都是同样的待遇。”
广州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该地设立的几个反家暴庇护所所处地理位置离市区较远，“去之前可能要做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庇护所跟救助站是在一起的，可能会有一些被救助的流浪人员等”。
掣肘于专业人员短缺
自2008年11月28日挂牌至今，昆明反家暴庇护所已接待了1196名家暴受害者（主要为妇女）入住，接受咨询2700余人。这一数字在记者探访、查证的城市中已属难得。
负责人褚俊秀表示，庇护所没有单独经费，没有人员编制，也无法有固定人员从事这份工作，这么多年来，自己和同事都是凭着一份爱心在进行反家暴庇护工作。
她认为，反家暴庇护所应该有专门的资金和人员，而不是作为救助站“多”出来的工作。
此外，庇护所缺乏专业、固定的心理咨询师以及医护人员，更多是进行生活上基本的照顾。
“现存的庇护中心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远远不足。”成都大学副教授彭玉凌此前撰文指出，国内现有的家暴庇护中心，还仅仅停留在对家暴受害者提供临时救急，给他们提供一些基本的、短期的生活服务，例如吃住。而对于受害者除生活服务之外，还需要的法律、心理、就业等延伸性服务爱莫能助。
金婉仙也表示，求助者入住的7天内，庇护所会选派心理咨询师和律师提供咨询服务。“但在庇护所生活不是长久之计，求助者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和社会。”
“我们给你提供场所、饮食，但是家暴的事情解决不了，庇护所既没有执法权利也没有协调权利。”一位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表示，庇护所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新京报》11.24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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