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与李可染先生的交往

    与李可染先生初识是在1978年。当时，老师谢稚柳及陆俨少先生、可染老都应邀在外交部的台基厂招待所作画。初次见面，长我三十三岁的可染老谈吐平和，全无“大师”的威严。寒暄以后，他提出让我为他刻印。我给可染老前后刻过四五批印章，大概有二十多方。第一批印中，有他自撰的名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等。先生在信中写道，“寄印章钤样三方，极佳。圆厚生动，结构不凡，将为拙画增加胜色，实不胜欣喜，感谢之至”；“我因见此佳作，另生无餍要求，拟请再赐刻三印。”可染老的肯定，我深感有知遇之恩。

    因可染老的赏识，每次见面我都倍感亲切。有一次去北京，可染老拿出三方印石对我讲：“天衡啊，有三方印要请你刻”“别带回去，就在这里刻好了”。我那时年轻，“三寸铁”是随身走天涯的，不为防身，是为了就地“服务”。可染老和师母都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奏刀。刻毕，师母惊讶地说：“天衡，你刻印这样快的呀！”此时不知深浅的我，对师母说：“师母，别看我刻得那么快，我刻印的时候，刀端始终有阻力在，既要爽，又要涩，有阻力的线条才能有张力、有厚度。”那时少不更事，加之蒙可染老一贯的宽容和厚爱，所以说话少了分寸。我又转而对着可染老讲：“打个比方，把一根缆绳搁在球场上，它只是一根没生命无活力的线条。但当两支队伍拔河，相背的两股力量都在拉这根缆绳的时候，这根线条就倏地充满了一种对垒搏击的神奇力量。刻印就需要这样的线条。”“再比如山间长长的瀑布，如果倾泻而下的水流撞击到嶙峋凸出的岩石后高高跃起，继而奔涌急下，就更能给人一种震撼的力感。阻力往往赋予线条以鲜活、激越的生命。”说完这些我立马后悔，这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就在我自责浅薄幼稚的当口，可染老却说：“天衡啊，你说得好，我们俩可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句话让我忐忑的心绪一下子平缓下来。

    还记得1980年去看望可染老，闲聊时他问我：“天衡啊，你对齐（白石）老师的作品怎么看？”我说：“对齐老师的画，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字也写得极好。他画上的诗，特别是画上的跋语，多有一种无古无今、出自肺腑的别致和清新，我也很喜欢。”“但是对齐老师的印章，我有几点批评。”听了这话，可染老颇有些惊讶。“文革”后那几年强调解放思想，当时我写过一篇近万字的文章：《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论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的出新》，剖析品评了流派印章从明清到民国的几十位颇有建树的篆刻家。其中对齐白石先生的印章，在肯定他风格创新、自成一家的同时，也提出了三点批评。可染老听后，睁大眼睛看了我蛮久，我有些紧张。陆放翁尝言，“微瑕需细评”，但我却有些孟浪，忘了另一句“有得忌轻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可染老却依然宽厚地自语：“齐老师还是了不起。齐老师画画写字非常严谨，不知道的人以为齐老的画是随意涂几笔，实际上并不是。”又说，“现在大家都在讲写意、大写意，应该在写意前面加两个字——‘精心’，要叫‘精心写意’。齐老师天分高，他有一种别人所缺乏的特殊的绘画感。”接着他向我揭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秘密，齐老师画画写字的精心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齐老师写字，旁边都放着一杆木尺。比如写一张幅条，如一行大概六七个字，他写两三个字就要停下来，拿木尺量量距离，思考完后，往下继续写两个字，再量一量。”如此“精心”，让我顿感新奇。

    辞别时，可染老很郑重而缓慢地说：“天衡啊，送你一句话，‘天才不可仗恃’。”一路上，我思忖：自己是一个在艺术上力求独立思考、敢想敢闯敢质疑的人，但有时也自省，知道自己是个有点小聪明而无大智慧的庸人。宽厚的可染老说“天才”，显然是委婉表述，犹如递我一剂裹了糖衣的猛药、良药。这六字赠言，四十年来，一直在鞭策我，成了我一生奉行的攻艺乃至做人的箴言。

    （《文汇报》11.20 韩天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