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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96岁了。相识40余年的老部下李正忠觉得，如今的他，“老延安”的信念和关怀与诗人的浪漫和天真，都愈发明显。他与新老朋友见面，首先要聊聊国家和世界大事，再议一议文艺界的现状，有什么新的创作、演出，什么新的文章，又发生了什么争论……对此兴致极高。
“思想解放过了头”
1977年，贺敬之进入文化部工作，参加文化部核心组，分管艺术局、艺术教育司和政策研究室。在一次会上，李正忠见到了贺敬之。他对贺敬之早已久仰大名。1960年代，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那时就知道歌剧《白毛女》的剧本出自贺敬之的手笔。有一次，著名表演艺术家董行吉在讲座上朗诵了贺敬之的《三门峡歌——梳妆台》，其韵味、用典让李正忠深受触动。听完，他立马去找全文，并开始接触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一系列作品，留下了深刻印象。
熟悉之后，李正忠发现贺敬之对认准的问题会格外坚持，哪怕看法和大家不同也很难动摇。而对人情世故，包括一些具体的行政工作，则不太敏感。
1977年，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首要任务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诗人周良沛回忆，他因为右派问题还在改造，甄别平反时查出他被打成右派没有任何材料，没有组织结论也没有文件，这意味着他不是“正式”右派，不在这次改正之列。贺敬之得知后说：“人家当右派的罪全受了，怎么右派有点好处又把他扒拉开呢？先按对右派的政策把他调回北京再说！”周良沛的命运自此彻底改变。
在贺敬之的建议下，文化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贺敬之任主任，并举荐冯牧为副主任。那一时期，两人配合密切，受命调查过“样板戏”“文艺黑线”回潮等问题，促进了包括“反党小说”《刘志丹》在内的文艺界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理论组成员郑伯农记得，在中央给“四五运动”平反之前，贺敬之看了上海话剧《于无声处》剧本后，就提议调剧组进京演出。中央作出改正右派的决定之前，贺敬之就找有关负责人谈话，建议给错划右派的人员平反，不留尾巴。为此，他一度被认为“思想解放过了头”，是“以右批‘左’”。
“左右为难”
1980年2月，贺敬之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9月，调离文化部，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初到中宣部，贺敬之就面临着对电影《苦恋》和报告文学《人妖之间》的处理问题。他认为，对《苦恋》所表现的“抽象人道主义”倾向应当批判，但电影可以修改后上映，这个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人妖之间》于1979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是新时期第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通过贪污犯王守信的发迹过程，反思“文革”的深层原因。一些领导认为作品给黑龙江抹黑，给中央写信，中央要求查清此事，中宣部将此事交由贺敬之办理。
贺敬之派出一个五人调查小组，去黑龙江匿名调查。调查组回京后，贺敬之召开了汇报会，北京各报刊文艺部负责人、各报社分管文学的负责人与会，会议讨论认为，作品总体是真实的，只是个别细节有出入。贺敬之当即决定，《人妖之间》没有大问题，不需要做组织处理，细节失实之处可做修改，作品有积极意义，建议作者修改后参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
《中国文化报》时任主编阎纲说，贺敬之就任中宣部副部长后，“一个诗人倒下去，一个官僚站起来”的声音四起，甚至说贺敬之是“左王”，这些说法，他并不赞同。当时的政治局面极其复杂，贺敬之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之时总想将上下统一起来，却又常常统一不起来，因而时常陷于困境和烦恼之中。当时文艺界有一种风气，总是要把文艺界有影响又比较活跃的人士，特别是被认为是“上层”的人物，分成保守派和思想解放派。贺敬之说，自己确实常感到“左右为难”。
“我说过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1996年，贺敬之出版了《贺敬之诗书集》。序言中写道，这些诗多少反映了若干年来特别是这十多年来的某些经历，多少显现了这段历史大变革时期一丝半缕的时代折光。比起以往，他现在更为自觉地注意到不仅见喜，也要见忧；不仅见此，也要见彼。他说，现在回头看，尚觉“思无甚谬，信无稍疑”。
贺敬之有时会打电话给纪宇（山东作协副主席），说就是想起他了，想说几句话，没什么具体事。贺敬之说到，当前诗坛问题不少，人民对诗歌不满意、不满足，究其主要原因是诗歌的倾向“去革命化”、低俗化，离开政治，过分强调一己之识。
王宝大在诗集《奔腾的碧溪》中含蓄地质疑“人定胜天”的口号，贺敬之看后致电他，说对人定胜天不要一概否定，这不符合事实，过去很多革命斗争中，这个口号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丁毅说，贺敬之对新时期文坛的一些新思潮很不感冒，对谢冕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还有“下半身”诗派等，都非常反感。
贺敬之喜欢饮酒，他认为郭小川的《祝酒歌》“写绝了”：且饮酒，莫停杯！三杯酒，三杯欢喜泪；五杯酒，豪情胜似长江水。他经常会向亲友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我说过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3期 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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