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徐中玉先生二三事

    我与徐中玉先生的接触始于1983年读研究生时期，徐先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1986年留校工作后，一直得到徐先生的关心，以后担任徐先生创办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接手他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可以说，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工作大多是在徐先生的影响下进行的，对他有许多感性的印象。

    徐先生是抽烟的，而且烟龄很长，印象中一直抽到95岁以后。经常有家人、学生等劝阻他，先生一笑了之，淡淡的一句“我抽烟不吸进去的，都喷掉的”，把吸烟的害处给搪塞过去，但吸烟的人都知道，一点不吸进去还能叫吸烟？这只能骗骗那些“烟盲”。

    作为学生，尤其是留校工作的学生，“陪”老师出差应该是常有的事。对老师尤其是年长的老师而言，有个学生在身边是一种照顾，而对学生来说其实是一种“提携”，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去参加学术会议的，多少会有一些学术上的长进。我“陪”徐先生出差的机会不多，一者，徐先生身体一直硬朗，二来我长期在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戏曲和古代小说领域做研究，与徐先生共同出席的会议不多。所以有限的几次机会都与大学语文有关，其中有两次会议让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参加2004年4月在武大召开的“海峡两岸中国语文教育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以陪同身份与徐先生一起参加会议，心中不免忐忑，毕竟徐先生已九十高龄。会议安排在武汉大学校内的珞珈山庄，报到时，我特地要求主办方给安排一个双人间，我与徐先生住在一起比较放心。三天的会议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所谓“照顾”身份完全成了摆设，先是晚上洗漱后聊天，快到十点时，徐先生说要吃安眠药睡觉了，果然不到五分钟，徐先生已发出轻柔的鼾声。到第二天早上，当我七点左右醒来时，徐先生已散步回来，等我一起去用早餐。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午饭之后，我与徐先生一起回到房间，他关照我放心睡午觉，他看报，到时会叫醒我。原来徐先生还不睡午觉！我的“照顾”身份彻底崩塌，到底是谁照顾谁？这次会上我唯一起到“照顾”作用的是会后参观宜昌的三峡大坝，有一段台阶我扶了徐先生一把，恰好又给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位教授看到，一通赞美外，还要让她的学生以我为榜样，“看看谭老师是怎样做学生的！”真是无地自容。

    另一次给我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10月在江西财经大学召开的全国大学语文第十二次年会。会议非常成功，徐先生精神大好。但乐极生悲，回程路上的遭遇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那天，徐先生、齐森华先生、方智范先生和我同机回沪，去机场的路上还是顺利的，登机了也没事，但当飞机攀升时，徐先生开始呕吐，且越吐越厉害；我们三个都非常紧张，连素来“胆大心细”的齐老师也声音颤抖。等到飞机平稳时，徐先生又感觉肚子难受，我和方老师赶紧左右搀扶他到厕所，我把着厕所的门不敢关闭。两小时行程这样的上吐下泻有两次。快到上海了，我跟他商量，我们直接去医院，并建议就近到长宁区中心医院，这时的徐先生已经立不起来，但思路非常清晰，真是临危不乱：“不，直接去华东医院！”后来据华东医院的医生说，徐先生当时的血压已很低，是很危险的。第二天，徐先生脱离危险。他的长子徐隆先生看着病床上虚弱的父亲，再看看我们，没有抱怨，只幽幽地说了句：“我六十多一点就退休了，老爷子九十多了还在工作。”我知道，这是说给我听的，因为那时我是系主任。

    （《文汇报》11.13 谭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