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戎马半文博

    学人小传：吴仲超（1902—1984），上海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45年至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秘书长，1948年后历任中央华东局秘书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3年任华东局党校副校长。1954年6月至1984年9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曾兼任文化部部长助理。

    吴仲超是故宫博物院建院后的第三任院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长。

    任职故宫后，吴仲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定位，对故宫博物院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组织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推动了故宫的文物保管、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工作，建成了一支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学术队伍。吴仲超还将个人收藏的陶瓷、漆器、铭刻等各类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在故宫人心中，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业务谙熟的学者，是一位工作严谨、领导有方的领导者，是一位功绩卓著、有口皆碑的共产党人，他开创性研究和建设文博事业，取得了让故宫人自豪的成就，是文博界当之无愧的优秀领导人，所有故宫人都发自内心地尊称他“吴老”。

    “古董秘书长”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华文化之精髓，到处搜刮文物。中国共产党人在痛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积极抢救搜集文物，保护中华文脉，在另一条战线上投入战斗。当时，吴仲超、李一氓等便承担着这一使命。军中戏称李一氓为“字画主席”，吴仲超则有“古董秘书长”的雅号。部队驻扎村中，谁家曾是翰林出身，残存的旧书中尚有明版，四外有哪些古迹，残损状况如何，有条件时集中保存，无条件时则记录在册。日常接触到的人中，谁能书善画，谁能鉴别古物的年代，总之，一同共事的人有任何特别之处，能干与否，都成了他心中的信息积累。据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先生研究，1947年，华东局干部从山东转移到大连，吴仲超当时担任北撤干部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他向组织提议，在大连办一家古玩店，一来可以收购流散的文物，二来可以作为地下党组织活动联络地点。特别指派有丰富经验的古玩行家马泽溥做副经理，负鉴定取舍之责，而且规定只收购而不出售。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超先后担任华东党校副校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4年，在组织征求意见时，因为喜爱文物工作，热爱文物事业，他主动申请到故宫博物院工作。

    不拘一格降人才

    郑欣淼先生在《吴仲超院长的开拓性贡献》一文中说过，“1952年一场‘三反运动’，许多人被迫离开故宫，受到批判，这对于故宫队伍是一次严重的伤害”。到1954年，故宫博物院从事业务与管理的干部不足400人，其中有300多人是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官兵。为了让这些同志更快地适应和转变，吴院长积极倡办成人教育，组织职工上夜校，想方设法提高这批年轻人的文化基础。

    此外，吴院长还以敏锐的眼光，大胆使用1949年以前入职故宫的老职员。这些人大部分曾经是“三反运动”的对象，如王世襄、朱家溍先生等都在此列。1956年，朱家溍先生回到故宫陈列部工作，吴院长和他长谈了一小时，让他顿有知己之感。此外，吴院长秉持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理念，“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延揽了一批专家学者和能工巧匠，如文物大家唐兰、书画大家徐邦达、陶瓷大家孙瀛洲、金石大家王文昶、古建大家王濮子等，故宫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氛围。在加强故宫博物院学术力量的同时，也奠定了不拘一格吸纳人才的用人传统。

    珍贵文物的守护者

    随着北返文物分批运回北京，为解决藏品底数不清的问题，吴院长组织专业队伍，制定了以清理文物、处理非文物、紧缩库房、建立专库为内容的《整理历史积压库存物方案》以及《清理非文物物资暂行办法》，逐宫清点、鉴别，并分类、建卡，最终形成以故宫旧藏汇总为“故”字号文物登记账和1954年开始登记的“新”字号文物登记账合成的故宫博物院藏品总账。

    1957年4月6日，“故宫文物修复委员会”成立，张珩、王世襄、陈梦家、沈从文、陈炳、陈万里、李鸿庆任委员，吴院长和唐兰任召集人。这是他在各专业委员会中的唯一任职。他坚持每周到修复厂现场查看，认为对传统工艺技术得靠亲身体悟，才能知其内在的精髓和实质，没在这行内工作过，再大的专家也做不好这行的领导。

    1960年，在原文物修整组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修复厂正式成立。人多了，工种也全了，有硬木桌椅、小器作、镶嵌、象牙雕刻、古铜、新铜、雕漆、彩漆、糊匣、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和照相等14个行当，同时在青年中选择聪明又能坐得住的人，跟随大师学艺。修复人才的聚集和手艺的传授，在让文物延年益寿的同时，还培养了修复文物的传人。

    今天，故宫博物院能清楚地计数出自己的186万余件文物藏品，自豪地宣布有能力保护好这些珍贵国宝，与吴院长半个世纪之前的开创性工作息息相关。

    国之良干，故宫楷模

    1984年10月7日，吴仲超院长在北京病逝。遵照他的遗愿，骨灰被撒在了他曾战斗过的江苏茅山。临终前，他还将全部积蓄3000元钱交给故宫博物院作为奖励基金。

    半生戎马半生文博，吴院长既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挚爱文博工作的事业家。在院长任上三十年，去世至今也已经超过三十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记着吴院长，愿意说起他？也许是我们自古以来习惯的“慎终追远”使然，还是因为故宫博物院走到建院95年这样一个时间点，使人们愿意寻找、铭记这样一位可以效法也理当效法的榜样。朱家溍先生在世时，遇有求字的人，尤其是公务人员，常写张迁碑的隶书：“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乾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国之良干”四个字，也是当代故宫人对老院长的珍重与认可。

    （《光明日报》11.9 陈秋速 于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