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曲艺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曾经有人以为，曲艺是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事实并非如此，曲艺是世界性的艺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曲艺表演形式。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及其“行吟”方式，就是典型的古代流浪艺人的乞食表演。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上遴选公布的许多“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如埃及的“黑拉里亚史诗吟唱”，印度的“罗摩里拉—罗摩衍那传统表演”，蒙古国的“蒙古图利”，韩国的“盘索里史诗说唱”等等。

    但是，唯有中华曲艺的文化面貌最为壮阔：家族最大，品类繁多，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特色独具，蔚为大观。

    同时，也唯有中华曲艺的文化传承与学术积累，最为丰厚也较成体系。特别是从1953年以来，曲艺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庞大行业，也逐步建立了自身比较自觉的学科框架。正因如此，曲艺在中国既有单个的品种样式，也有集群的行业组织，还有完备的认知系统。比如，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华曲艺有着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概念。亦即“曲艺”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名词概念，及其全面系统的学术研究框范，只有中国才有。其他国家尚无与之对应的文化概念和学科架构。日本即仅有针对单个曲种如漫才和浪曲等等的单独研究，却没有将此类艺术集合起来的统筹性研究。这使对于曲艺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虽非发达的显学，而从世界范围去看，中国的曲艺学研究，却处于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

    正是这样的学术文化地位，使得我们对于中华曲艺的自身遗产及其普查与了解，也比较深入和细致。对中华曲艺的品种数量，也有着逐步清晰的认知与掌握。近30多年来，曲艺学界通过艰苦努力，对中华曲艺的品种与类型，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调查与确认。一次是通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戏曲曲艺》合卷的编纂与出版，认定“中国现代曲艺曲种”有345种；一次是1986年启动编纂、历时25年，至2011年完成出版的29卷本共3000万言的大型艺术方志丛书《中国曲艺志》的学术调查，认定古今中华曲艺的品种数量，约在1000种左右，尚有表演活动的，至少也在500个以上。诸如浙江、云南等曲艺大省，流布当地的本土及外来曲种，数量都在90个以上。山西、新疆等省区的曲种数量，也在70个左右。

    数量庞大的中华曲艺，若依口头说唱的表演方式，可分为说的、唱的、有说有唱的和似说似唱即韵诵的四种类型；如按各自擅长的审美功能，则可分为说书、唱曲、谐趣三大类型。

    从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去看，要想真正确立起自身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了然于胸。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这就有赖对包括曲艺在内一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和深刻传扬。只有通过对自身历史文化全面系统的学习了解和继承弘扬，将自信建立在自觉、自尊和自豪的基础上，才不会自卑、自虐和自残，才能够自重、自立和自强。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切实地做好包括曲艺在内一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和传扬、发展，便成为每一位中华儿女时刻都不应该忘怀且须臾都不能够懈怠的使命与责任。

    （《中华英才》2020年11月下 吴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