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威胁将长期存在

    传统意义上的生物武器由武器化的生物制剂和运载系统构成，主要是利用细菌、病毒等烈性病原微生物作为生物制剂，采用空投或传统武器载具作为释放工具，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和黏膜侵入人、动植物体内造成伤亡。美国将生物武器认定为唯一一类在其制造的伤亡规模上可以与核武器相提并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二战时期，日本军队使用生物武器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规模攻击的罪行罄竹难书。冷战期间，英国、美国、苏联都是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国家。但基于不同的战略考量，各生物武器拥有国先后宣布放弃生物武器。于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与联合国秘书长指称使用生化武器调查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2004）号决议》等，共同构成了国际生物军控体系的基本制度安排。

    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公开宣称拥有生物武器。但有文献和报道称，美国政府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依然保留了少量武器级炭疽菌、贝类动物毒素，以及布鲁氏菌、委内瑞拉脑膜炎培养菌等。特别是近年来，受新一轮科技变革、国际关系和安全秩序调整等多因素影响，国际生物军控面临重大变局，生物武器问题进一步发酵，对全球战略稳定和人类命运造成重大威胁。

    从科技驱动看，新型生物武器正浮出水面。当前，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神经技术-工程技术交叉融合为代表的新生物科技变革正系统性展开。

    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生物科技创新，使得未来军事冲突手段可能不拘泥于某一特定时空范围，操作形式灵活多变，形成跨尺度跨疆域多元化威胁。

    可以预见，这种基于现代生物科技新发展的新暴力，具有战争暴力的本质特征，又对既有战争观、战略安全观进行形态和内涵塑造。而且，不排除生物战威胁、国家级生物恐怖合二为一，演化为战略威慑、战略讹诈、超限战的灵巧新工具。

    总体上，正在上演的第六次技术创新浪潮，放大了未来新质生物武器研发成功的可能性，而世界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演变，则加速了生物战的现实冲突可能性。因此，生物武器未来有很大的理论“生存空间”，生物武器威胁将可能长期存在，持续引发国际安全新“事态”“势态”“世态”与“时态”。

    （瞭望智库 11.5 王小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