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日历》笑傲市场那些年

    又临年末，新年将至。辞旧迎新之际，各式各样的“文创”日历纷纷登场。这么多年来，在日历产品的万花丛中，恐怕唯有《故宫日历》是历久弥新，一枝独秀。

    这一自创制流行至今已历80余年的日历产品，如今还是都市群体中颇有那么一点“文化”与“怀旧”味儿的新年赠礼，还没有能与之相提并论、并驾齐驱的日历产品。

    从钱玄同日记探寻《故宫日历》初版时间

    关于《故宫日历》的来龙去脉，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相关史料中，多有记载。譬如，新文化运动健将、著名学者钱玄同，在1930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就曾提到：“午后至直隶书局购故宫月份牌，每日印一件故宫的宝物，共365件，很有意思，价一元七角。”

    这就说明，至迟在1930年末，一日一图、印制精美的《故宫日历》（由直隶书局自营）已经出现。当然，钱玄同于1930年末所购者，应为1931年《故宫日历》，是为新年购置的自用品。

    然而，严格说来，“月份牌”并不等同于日历，日记中提到的“故宫月份牌”究竟是不是《故宫日历》，抑或是某种借用故宫名义的同类型产品，尚无法确证。要想求证这一问题，还得从《故宫日历》面市始于何时说起。

    1932年11月30日，北平《华北日报》刊发《故宫日历》的出版预告，乃是最早见诸报端的《故宫日历》之宣传介绍，原文如下：

    本院特制日历，继续已达两年，久经脍炙人口。本年更特购最优德国咪色铜版纸，精选宋元明清书画古物，改用左右翻动活页，一面图画，一面日历，毋庸撕折，俾易保存。壁上案头，皆可适用，便利精美，可谓空前。业已出版，开始出售，定价每个大洋二元，外埠函购挂号邮寄加邮费大洋二角五分。制印无多，购者从速。欲观样张者，请向以下机构索阅可也。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上海泗泾路利利公司，本市及各埠各大书坊。

    据此预告内容，可知至1932年印制1933年版《故宫日历》时，《故宫日历》已印行过1931、1932年版两种。于此，基本可以确定钱氏于1930年末所购所谓“故宫月份牌”，即为1931年版《故宫日历》，是为其初次面市的最早版本。可以说，如今见诸日记等相关文献载录的，钱氏可称近现代学者中最早购置《故宫日历》者。

    此外，从1933年版始，《故宫日历》新增“台式”款型，“改用左右翻动活页”。这一款型，比之先前的每过一日即得撕折一日日历的“挂式”，工艺又更进一步。当时，需要看一看样品，再决定是否购置的消费者，还可以向“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上海泗泾路利利公司，本市及各埠各大书坊”索取样张。可见至迟在1932年末，《故宫日历》的发售已立足北平、上海两地，且有辐射南北各大都市的市场布局了。

    事实上，不仅如钱玄同这样的新派学者对《故宫日历》颇感兴趣，别的同时代学者对《故宫日历》也大多喜爱有加。譬如，俞平伯就曾于1932年12月间，将《故宫日历》赠予周作人，作为新年赠礼。又如，梁实秋也收到过友人寄赠的《故宫日历》，在致友人的信中表达过赞赏之意，信中称：

    “顷接故宫日历一册，既有阴阳日历可察，复逐日有古物照片欣赏，实日历中最佳之作，拜领谢谢矣。”

    1937年版《故宫日历》成“绝版”

    随着《故宫日历》在北平社交圈中的广为流行，其声名也很快远播至天津及华北地区。至迟在1934年，《故宫日历》即已委托天津《大公报》代售。到了1937年元旦前夕，《故宫日历》在天津已呈“供不应求”之势，遂出现了天津商家直接在北平订购再转销的情形。此举无异于绕开《大公报》代售处，急于因“洛阳纸贵”而要“抢生意”了，足见当年这一新年日用物件的流行热度。

    不过，谁也没有料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故宫日历》的编印工作，也不得不因此中断。1938年的平津地区，全部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再也没有1938年版的《故宫日历》来供人们使用与观赏了。

    就此，1937年版《故宫日历》，遂成老版《故宫日历》的“绝版”。始于1931年面市，至1937年中止，历经上个世纪30年代最为波诡云谲的七年时光，老版《故宫日历》，终于不得不与国人依依惜别了。

    73年之后，时至2010年，以1937年版《故宫日历》为蓝本的“复刻版”，新版《故宫日历》翩然面市。“复活”之后的《故宫日历》，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地备受社会各界瞩目与喜爱，毕竟，这一有着深厚文化积淀与沧桑岁月见证的日历产品品牌，是很容易唤醒国人的文化记忆与情怀寄托的。

    （《北京青年报》11.4 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