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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0年11月07日 星期六

    关于鲁迅的网络传言都是无稽之谈

    《 文摘报 》( 2020年11月07日   08 版)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归来后,即前往鲁迅幕拜谒。左起:许广平、萧红、萧军,前为周海婴。

        当前新媒体发展迅猛,传播力强,这是好事。但网络上的文章和手机上的信息也良莠不齐,不能轻信。我不会用电脑上网,但在手机上也能看到不少关于鲁迅的流言,涉及到政治、经济、情感生活等诸多方面。比如说鲁迅吹捧袁世凯,不骂蒋介石,跟共产文化决裂;还说什么鲁迅跟东北女作家萧红关系暧昧。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鲁迅赞扬袁世凯?无稽之谈

        袁世凯是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虽然不能说他一生中一件好事都没干过,但他最终是以卖国贼的身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又正式出任民国大总统。但干了两年就想复辟封建帝制,把共和国的历史车轮拉向后转,做了83天的“洪宪皇帝”。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5年5月9日跟日本签订了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中日民四条约》。“民四”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然而网上有人说,鲁迅赞扬袁世凯的教育思想,认为他最尊重人才,最爱护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完全得不到可靠史料的支撑。

        大家知道,鲁迅曾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师。太炎先生就是因为大骂袁世凯攘夺国柄的祸心而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龙泉寺,其女自杀,太炎先生亲手写了“速死”两个大字,想尽快结束生命。在鲁迅眼中,袁世凯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执政时期北京城里充满了“杀,杀,杀”的白色恐怖,只见很多进步青年被秘密逮捕,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老舍的著名话剧《茶馆》也印证了鲁迅的记述,那时的确茶馆里都张贴了“莫谈国事”的告示,因为饭店客栈等公共场所遍布了便衣侦探。至于说鲁迅在卖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更是荒唐。鲁迅不是外交官,哪有可能代表政府在对外条约上签字。更何况“二十一条”是日本单方面提出的掠夺中国的条约,最后并没有形成书面的外交文件。

        鲁迅文章中从未骂过蒋介石?似是而非

        说鲁迅文章中从未骂过蒋介石,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鲁迅是一个战士,但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鲁迅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蒋介石,但一直批判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径,一直批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甚至在《“友邦惊诧”论》一类杂文中拍案而起,痛骂“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试问,当时的作家当中,谁有鲁迅这样的勇气?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执政之后,鲁迅的杂文集和翻译作品,基本上都成了禁书。这难道还不能显示出鲁迅的政治立场吗?

        鲁迅晚年跟共产文化决裂?一些人一厢情愿的想象

        至于说鲁迅晚年跟共产文化决裂,恐怕是当下一些人一厢情愿的想象。这件事比较复杂,如果有人关心鲁迅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什么态度,对当时的苏联是什么态度,我建议他们还是去看看鲁迅当时白纸黑字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收进了《鲁迅全集》,查阅起来一点都不困难。至于如何评价则是另一回事,但历史真相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渲染鲁迅晚年与共产文化决裂的人经常拿出来的证据如下:

        据鲁迅当年培养的文学青年李霁野回忆。1936年4月,李霁野从英国归国,到上海拜访鲁迅,谈话中提到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冯雪峰。鲁迅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雪峰是一位诚实憨厚的共产党人。1928年文坛发生“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作家曾误认为鲁迅是“时代落伍者”。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很多是年轻而政治上不成熟的共产党员,所以鲁迅问雪峰:“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雪峰连忙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然后彼此一笑。这显然是鲁迅的牢骚话,针对的是一些左倾幼稚病患者。跟鲁迅聊天的冯雪峰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纠正太阳社、创造社错误倾向的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在1935年至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当中,鲁迅曾严词批评周扬等人像“奴隶总管”,“以鸣鞭为唯一业绩”,但同时庄严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批评共产党内某些人的不当言行,绝不等于反对共产党整个组织。绝不能把某个人或某个派别跟整个组织划上等号。

        有人还说,鲁迅拒绝到苏联访问和疗养,也是他跟共产文化决裂的标志。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鲁迅“拒绝”访问苏联这件事。1932年,苏联作家协会曾通过中国诗人萧三邀请鲁迅去苏联访问,鲁迅欣然同意,并做了一些安排和准备,但由于右脚神经痛,恢复得很慢,未能成行。后来又有多次多渠道邀请,均未能遂愿。原因很多:当年到苏联交通不便,要坐长途火车,路途十分辛苦,非鲁迅身体所能承受;鲁迅1929年老来得子,一家三口远行在语言和生活上有诸多困难;鲁迅认为他的阵地在中国,最初考虑在苏联待一两年的想法不切实际,因为一旦离开中国,鲁迅觉得自己就写不出文章了;敌人已经散布鲁迅被金光灿灿的卢布收买的谣言,鲁迅如去苏联正中他们的下怀。

        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鲁迅不去苏联是因为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事实上,鲁迅对苏共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并不清楚。苏联的肃反运动开始于1934年,但大规模扩大化是在1937年至1938年,那时鲁迅已经去世。鲁迅作品中对苏联和十月革命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人权的解放,即颠覆了农奴制,民众成了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二是生产力的解放,即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以上两点,至今也是判断社会制度优劣的准则。

        鲁迅与萧红的关系是导师对青年的关爱

        至于鲁迅与萧红的关系,有些文章和文艺作品也将其暧昧化。事实上,萧红是一位东北流亡作家,1934年开始跟鲁迅通信。鲁迅曾为她的小说《生死场》作序。同年底,萧红跟她的情人萧军从青岛到上海跟鲁迅开始交往。鲁迅肯定她的创作才华,也欣赏二萧身上的“野性”,即率真质朴。后来,萧红发现萧军有外遇,内心痛苦,常去鲁迅家去倾诉,但鲁迅有病,接待她的多半是鲁迅夫人许广平。鲁迅对萧红的关爱,是导师对青年的关爱,是一种父爱兼母爱,也是对处于困境中的左翼作家的一种情谊。最近传说一家拍卖公司把鲁迅、许广平赠送萧红的一颗红豆拍卖了241500元,我就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如果这是一颗普通红豆,或者是鲁迅、许广平送给萧红的玩物,那无论如何也拍不出这种天价。如果说许广平把鲁迅给她的定情物转送给了萧红,那更是不可思议、有悖常理的事。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写道:“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这句话的确道破了有些人的心理。

        总之,我认为要了解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的鲁迅,应该以他白纸黑字留下的文本为主要依据,不能轻信那些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

        (《中华读书报》11.4 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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