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85岁

    ■[美]约翰·利兰

    从2015年起，我开始做一个题为“年过85岁”的系列报道，跟踪采访六位纽约老人。我想知道，从起床的那一刻直到就寝，他们是怎样度过一天的，他们对明天有什么期望？他们怎样应对不断变化的身体状态？有没有这样一道门槛，跨过去之后，人生的价值就逐一丢失？

    约翰·索伦森今年91岁，我们正在他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公寓厨房里，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48年，6年前他的伴侣去世后，便一直独自生活。感恩节临近，这是一年中约翰最喜欢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他都会离开公寓，去和朋友们聚会。但今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去聚会了。

    厨房和我上次以及上上次来探望时一模一样，约翰刻意保持每样东西都不随意改变位置。因为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他担心如果哪样东西挪了地方，他就找不到了。他正准备用冰箱旁边的小电视观看《七对佳偶》，这部片子总能让他高兴起来。他对剧情了如指掌，根本不需要看屏幕。

    我们正在聊约翰的生活中给他带来乐趣的东西。这需要一点鼓励，因为约翰总是从阴暗面开始说起。我每次探望他时，他都说自己想死。不过，一旦他开了头，心情便总会好起来。他深情地说：“我最近放了《帕西法尔》的第二幕，是乔纳斯·考夫曼演唱的。他是我听过的音色最漂亮的男高音，他长得可真英俊。”

    约翰是我所作的“年过85岁”系列报道里六位老人之一。如同所有的报道一样，首先要物色人选。我通过家庭陪护机构约他们在老年中心和养老院见面，他们有些还在工作，有些足不出户。我见到了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麻将爱好者、大屠杀幸存者、持续创作的艺术家，以及仍在组织下午茶舞会的96岁金属工人。所有人都失去了些东西：行动能力、视力、听力、配偶、子女、同伴、记忆，但很少有人失去所有。这个群体的人数在美国增长迅速，如今已多到有了自己的名称：最老的老人。

    我跟老人们碰头的地点包括他们的家里、看病的路上、医院、爵士俱乐部、酒吧和泽西海岸的海滨别墅。我见了他们的子女、情人、医生、家庭看护和朋友。我倾听他们的故事，也是在学习他们的经验。我渐渐发现，无论每次探望时的谈话多么沉重，都比以往的任何工作更能令我精神抖擞。我料到那一年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我没料到同时也会改变我。

    我认识弗雷德里克·琼斯的时候，他87岁。他是“二战”老兵和退休公务员，生性风流，但心脏衰弱。这迫使他在前一年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待在医院或者康复中心。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讲了他在一家百货商场勾搭上一个比他年轻30岁的女人的经过。弗雷德是个花花公子，尽管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还是本性难改。在他公寓里的老照片上，他穿着时髦的西装，蓄着浓密的唇髭，可我认识他时，他认为穿着矫形鞋去教堂太丢人了，所以大部分时间待在凌乱的公寓里。弗雷德向上帝祈祷，让他活到110岁，他从不怀疑自己能活到那个岁数。他说，他在每一天到来时都感谢太阳再次升起。当我问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是哪个阶段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地说：“就是现在。”

    我认识海伦·摩西时，她90岁了。她不顾女儿的极力反对，在布朗克斯区的一家养老院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挚爱。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这段罗曼史已经持续了6年。

    她凝视着住在走廊那头的豪伊·蔡默说：“我爱豪伊。”

    豪伊说：“我也爱你。”他坐在她床边的轮椅上，握着她的手，“你是我生命中唯一想要的女人。我说的是真心话。”

    她说：“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但最好是好话。”

    89岁的黄萍租住在格拉默西公园附近的一处福利房，有一位每星期上门工作7天、每天工作7小时的家庭看护，由医疗补助计划承担费用。她说，老龄不像工作或者照顾她丈夫那样充满压力，那些才是累死人的活。不过，她想念已故的丈夫和在中国去世的儿子。她说：“我尽量不去想不好的事情，老人总抱怨不是好事。”

    相比之下，鲁思·维利希急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后来，我逐渐明白鲁思的抱怨其实是在对生活施加影响，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境遇。我认识她之前不久，她被迫搬出了位于布鲁克林区帕克斯洛普的拥有昂贵生活辅助设备的居所，原因是业主决定卖掉房子。曾经，为了搬到这里，她放弃了汽车、隐私和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事情的自由。如今，她老了5岁，身体更不灵便了，却失去了这个家以及她在那里结交的朋友。91岁的她不得不在一家陌生的有生活辅助设备的机构重新开始。有天上午她说：“这里有人说我是个暴脾气老太太。她没说‘老太太’，她说的是‘暴脾气太太’，是我加了个‘老’字。我不轻易认输，也许这是关键。我91岁了，我不怕这个。跟其他一些有严重残障的人相比，我的运气挺好。我尽量保持健康。我有时会琢磨自己会是怎么个死法，但我还是尽量通过读书看报让自己忙起来。尽量让自己快乐并没那么容易，但我希望自己能更快乐。”

    92岁的电影人兼作家乔纳斯·梅卡斯有着30岁的年轻人的充沛精力和急脾气。他还在制作电影、编纂回忆录和建立剪报库，为他的非营利组织筹集资金，并且在运营自己的网站。一天，他发给我一首2005年创作的未发表的诗歌：我终生忙于变得年轻/不/你没法说服我变老/我至死都是二十七岁。

    他说，他根本没有减速，反而是在加速，因为现在他可以专注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康奈尔大学老年学专家卡尔·皮莱默说，当他不再把老人视作麻烦，而是开始把他们视作财富、智慧和经验的宝库时，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即便当我们的各种能力衰退时，我们仍然可以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施加巨大的影响。正如黄萍所说的那样：“当你老了，就得让自己快乐。不然你会更老。”

    这六位老人都从他们的固有潜质而非外在环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快乐。没有人想失去自己相伴60年的伴侣，也没人想因为疼痛而放弃散步，但在如何对待损失和余生的问题上，我们依然拥有一定的选择权。你可以去参观博物馆，然后想，我只能坐着轮椅与一群半聋的老人为伍；或者你也可以想，这可是马蒂斯的作品啊！

    我和老人们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越是经常思考怎样才能现在就达到这种状态——怎样在所有选项当中选择快乐。我开始意识到，答案与我的所有预期相反。如果你想快乐，就要学着像老人那样思考。

    关于变老的好消息是：与年轻人相比，老人的满足感较强，担心和忧虑较少，不那么惧怕死亡，更容易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并坦然接受坏的一面。正如人们公认的乐天派亨利·米勒所说：“80岁的我觉得自己比20岁或30岁的时候快乐得多。我绝对不想再成为青少年了。年轻虽然值得称道，但过程却极为痛苦。”经验帮助老人调低了预期，所以当事情发展得出乎意料时，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如果他们确实有消极经历，也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无法自拔。

    这六位老人都形成了自己的度日方式，但他们的日常安排往往可以归结为同样的东西：把你正日渐减少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做你还能做，并能给你满足感的事，而不是哀叹你从前能做但现在做不了的事。老年学专家称之为“选择优化补偿”：老人尽可能利用所剩的一切，去补偿已经失去的一切。如果你的原有能力只剩下30%，要把它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年轻时代的傲慢之处或许在于，人们认为一旦不能做现在所做的事，活着就没有价值了。

    （《长寿的代价》中信出版社2020年出版 葛雪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