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义气

    ■冯庆

    在过去的语境中，“义”这一语词的语义繁多，但基本上指的是一种贴合“自然正当”的行为方式或规则。在大多数中国人那里，对“义”的把握不一定是通过智性的认知，更可能是通过教养习传。为国为民是义，忠君敬上是义，扶老携幼是义，尊师重道是义，兄弟情谊是义……人人心中都有着各自对“义”的理解与趋向，良好地使用自己身体，践行这种“义”。

    在古典时代，从孟子到朱熹，这个概念当中承担着生民日常生活的全部伦理尺度。“义”的概念中蕴含的政治灵活性和礼乐教养特征，是其能够时刻变通、响应时代需求的根本原因。随着这个概念中的古典韵味逐渐陌生化，我们今天对“义”的理解似乎出现了根本性偏差，这也与伦理道德教育中出现的偏差有关。

    在现代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环境里，人们习惯把一切人际关系都理解为没有德性品质高低差异的“契约关系”，把“诚信”和“公义”都建立在法律程序之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伦理生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过去我们想着的是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须臾不离道义，并以更高的德性修养为目标；现在人人考虑的则是，只要不做违法的事情，怎么虚饰造作、狡计百出都是正当的。随着带有灵活变通意蕴的古典的“义”逐渐失去说服力，现实中的“道义”“义理”“正义”也就显得只是僵化的外在规训而已，与成文的法律规定没有本质区别。而现代法制的本质只是把控人性不溢出底线，而不能规范人向更高层次跃进。同时，多数人头脑中法律的效力仅仅在于明文规定的惩罚机制，它只能恐吓人，不能让人心悦诚服。因此，在国家司法服务部门的权力难以落实，甚至失效时，狭隘的现代法律精神便会失去其应有的规范力量。在边远的山镇海乡，在龙蛇混杂的治外之地，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现代法律精神最终可能仅存一纸空文，暴力、奸巧、迷信和愚昧，往往是这一空间的实质统治秩序。这个空间是无形的，星罗棋布在日常法律秩序控制之下的现代社会网络缝隙里，这个公共法理难以下渗的社会网络就是“江湖”。

    “江湖”作为一种空间特征，其所隐喻的是失去依靠的风雨飘摇、变动不居的政治生活处境。就其语源而论，“江湖”一词来源于长江、洞庭湖、太湖等便于交通的水域地形，进而与时刻处于无家可归、四处游荡状态的“游民”相关。“游民”指的是因各种原因而失去土地、不得不流浪他乡的民众。从狭义上说，游民特指居无定所、没有安定工作的特殊群体；从广义而言，一切从心理上感受到被主流共同体机制排斥的人，都可以被视作“游民”。早在明清时期，人口密集的中东部地区曾经有过大规模移民，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江南，或许正是这一社会现象带来了明清时期“江湖”文化的盛行。“江湖”中自发产生的帮派、会党组织，大多以游民为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组织构成了与传统主流官方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民间共同体，通过这些共同体的运作，三教九流江湖人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延续至今，构成今日中国面对全球商业化时代的重要传统资源。

    如今，重商主义盛行，个体主义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这在游民江湖的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江湖”这一隐喻暗示的是人的“游鱼”化：放弃了“相濡以沫”的“游动的个体”，也就是摆脱主流体制，同时兼具活动性和不安定性的底层民众。相对于政治化的集体“人民”而言，非政治化的个体“游民”诉诸的更多是无政府的个体主义逻辑。当然，这种个体主义并非仅仅源于“泛舟于江湖”的逍遥传统，还源于现代资本主义风险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今天，传统和现代、本土性与全球化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网络企业推动的产业革命、弹性积累体制的建立和非正规雇佣方式的风行，失去稳定生活依赖的“游民”引发的特殊社会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如果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那么了解并治理“江湖”，平复“游民”的不安定性，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伦理学问题。

    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理论突破口就是，江湖并没有抛弃供奉具有传统伦理特征的“义”。但同时，传统的“义”在日常用语中被修正为“义气”。如今，在最为无法无天的黑社会、流氓组织当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对“义气”的提倡，更不用说在大量流动劳工组织和临时游民共同体当中了。研究“义气”的确切内涵和历史来源，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江湖、重新思考游民治理问题，乃至重新理解中国来说，也就格外重要。

    （《中国人的义气》中信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