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夫被破格录取博士前后

    11年前，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蔡伟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如今，48岁的他在贵州安顺学院教三门课，看到学生，他会想到自己。

    他被知识改变命运，他希望他的学生也如此。

    饭都吃不饱还琢磨“闲书”

    他从没给学生提及过那些苦日子，那时，他每卖50根冰棍，才能买一本5元的二手书。东北的冬天，他把《老子》《庄子》《韩非子》包上书皮，套层袋子，塞进保温箱的夹层，有空就读。

    小学时，他练过几年毛笔字。字帖上总有很多看不懂的繁体字，他捧着字典来回翻。他的语文成绩一直领先，但到了高中，理科最低的成绩只有十几分。

    蔡伟把图书馆当成了教室，锦州市图书馆办证要资质，他磨着父亲请单位盖章。他几乎天天打卡，一年多的时间里，光是古书，蔡伟就看了两三百本。

    高考落榜后，蔡伟进了橡胶厂，三班倒。倒班之余，他泡图书馆，“几乎把能看的书全看了一遍”。

    3年后，他从橡胶厂下岗。蔡伟没钱、没学历、没技术，摆在面前的路似乎只有两条，做小买卖或是卖力气。

    他先在食堂后厨做过一年，一个月100元，临时工，主要做馒头。后来，他买来一辆三轮车，绑上1米长的木箱，里面再塞三四个保温箱，放入隔温的棉被，每天跑去商场门口摆摊卖冷饮。摆摊的空当，他读书，有时捡行人随手丢掉的废烟盒，抽出锡纸，记笔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沉浸在古文字的孤岛里。有人说蔡伟“酸”，饭都吃不饱还琢磨“闲书”，不务正业。家人看不懂他的研究，身边找不到能问询的老师，他一本一本地看，没什么章法。直到后来，有人拿来收藏的民国古画咨询真伪，蔡伟通过画中的文字一眼识别出是赝品，才换得在场的人频频点头。

    寄信给复旦大学教授请教

    自学四五年后，24岁的蔡伟寄信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等学者。他向对方请教，也提建议。

    裘锡圭在1997年第1期的《文物》上发表过《〈神乌赋〉初探》，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表示，“佐子”疑读为“嗟子”，即“嗟”，是叹词。

    后来，裘锡圭同意了他的看法，还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文章。

    蔡伟最擅长的，是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老子》中有句“莫之其亘”，他从历史角度分析，“亘”字应译成“极”，是“终极”的意思。

    那时候，除了给几位古文字学学者写信，蔡伟已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学术网站上，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观点。

    在版主、如今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的印象里，蔡伟对古书熟，引用辞例信手拈来。在那个检索并不方便的时代，蔡伟盯着旧材料，总能发现新问题，解释还精准。

    干这行，即使是学术大家，也偶有误差。不过，蔡伟的错误率低。裘锡圭也曾在回信中肯定蔡伟：“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后来他的妻子病倒了。这个下岗后在超市当过服务员，送过报纸和牛奶的女人，被迫中止工作。儿子还在上学，家里全靠蔡伟一个人支撑。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向亲戚借了5万元钱。

    拉车比卖冰棍、瓜子赚钱。他蹬着三轮车在城市里穿梭。从早到晚，一天跑10多趟，挣三四十元。白天停不下来，晚上回家累得倒头就睡。原本大片的读书时间，也被切割了。一年后，奔波的蔡伟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境遇如此糟糕。

    在此之前，无论是和学者的书信往来，抑或是在网上，蔡伟从来都只谈学术。有一次，蔡伟忍不住寥寥几笔，写信对董珊讲述了自己的现状。

    那封信只有一页多长。在董珊的记忆里，对方没提要求，没有抱怨，但他动容了。董珊找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教授刘钊。2008年，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临时聘请蔡伟加入。

    这是一份根据前人观点进行修正、完善的工作。蔡伟一张张翻阅竹简照片，写下注释。古文字本就难认，多数还模模糊糊，平均下来，一列的30个字里，要重新解释的将近一半，一天才能完成一支竹简。

    进组一年，他的能力有目共睹，几位教授想让蔡伟读博。

    破格考取博士

    2000年起，复旦大学开始实施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有自主招生的权力。

    不过，按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蔡伟只有高中学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最终找到教育部，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3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了推荐信，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一起报送教育部。

    李家浩、吴振武两位教授并不任职于复旦大学，没见过蔡伟本人，但在学术网站上，他们都曾读过蔡伟的文章。

    入学考试是摆在面前的一场大考。蔡伟的英语不过关，还丢了10多年，学校就将英语改为日语。可蔡伟的日语也是零基础，他突击了一段时间，终于过线。

    因为自学，蔡伟的知识体系并不系统，他跟着博士班上课，按学校的要求，还要补基础的通识课，修些本科、硕士课程。后来，他的学分修满了，但博士论文迟迟不过关。他要学着去适应学术表达的范式，来来回回地改。他读了6年才博士毕业，算是班上最久的。

    他也是班里最大的，比同学年长近10岁，但档案最薄，资料最少。毕业后，他本想回东北，投了好几所当地的院校，简历都没过——频繁地卡在年龄、第一学历、发表文章上。

    半年里，蔡伟一共投出二三十份简历，多在第一环节就被淘汰。直到安顺学院招聘，他才定下工作，这是他找的所有工作里离家最远的一个，彼时安顺尚未开通高铁，他从锦州赶来用了两天两夜。

    他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编写馆藏古籍书志。在图书馆里，他是学历最高的，也是唯一一个研究出土文献的。他还教三门课，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

    他刻意地从曾经的片刻“高光”中淡出。因为被破格录取，蔡伟曾被写进新闻里，后来，他拒绝再接触媒体，为此特意换过手机号。“古代典籍本来就冷僻偏窄，既然不为大众熟知，也没必要总是让人知道。”

    他强调，自己只是喜欢这门学科，不愿当所谓的学术明星。他最担心被分散精力。

    圈子里知道蔡伟的人不少——他的文章不以量取胜，但都能立得住脚。

    董珊感叹，无论是最初在论坛上相识，还是后来因为破格录取被写入新闻，蔡伟本有很多“可以红”的机会，不过他始终是淡淡的，低头研究自己那摊事儿。

    “在学术界，不缺擅于总结方法的人，但蔡伟能实打实地做研究。”董珊说，“这也是这个时代做学问非常稀缺的。”

    （《中国青年报》10.28 王景烁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