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级别

    ■杨晓升

    平生第一次调动工作，同事、同学和亲朋好友出于关心和爱护，都纷纷带着关爱的口吻问：“你所要去的新单位是什么级别啊？”

    按照世俗的标准，我从原单位调到新的单位，自然应该是往高处走的：要么图级别高，要么图收入高。说起来真令人惭愧，我所要去的单位，级别偏偏比原单位的正局级低——仅仅是正处级，我的调动也仅仅是平级调动，我所要去的新单位的收入，也远没有原单位收入高。

    决定调动之前，我不是一点儿也没有犹豫过。毕竟，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正局级的青年杂志，在那里奋斗了整整十几年，无论业绩还是能力，自己都仍处于上升阶段，我难道不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确定去这个新单位之前，我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一家电视周刊希望我能去主持整本周刊的内容，月薪比我的原单位要高出一倍。更令我动心的是，这家周刊离我家很近，我若选择去这家周刊，每天上班比去原单位上班能节省三分之二的路程和时间。

    但是，经过再三的考虑，我还是婉拒了上述这家电视周刊的诱惑——为什么？有朋友不理解，以为是这家周刊级别不高。错了，这家周刊跟我要去的新单位一样，属于正处级单位。我不明白世俗社会为什么总那么看重单位的级别，尤其是干媒体做业务的，又不是什么机关行政单位，所谓的级别难道真有那么重要吗？

    计划经济时代，媒体的级别也许真的重要，对单位整体而言，级别体现着相关媒体的地位、体现着相关媒体在中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对高级别媒体的领导乃至编辑记者而言，社会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外出采访身价倍增自不必说，甚至低级别的媒体的同行见了也得敬你三分。然而，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时代，媒体的级别还能证明什么呢？它既证明不了媒体自身的影响力，也证明不了自身的经济效益。君不见现有报纸中，锐气逼人的《北京青年报》只是个正处级；而杂志中，炙手可热的《读者》甚至仅仅是个小小的科级。然而不论是报纸中的处级还是杂志中的科级，却丝毫不影响它在读者市场中的发行份额，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影响力和利润。

    我之所以放弃去那家电视周刊，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兴趣和价值取向所致。在我看来，对个人而言，你所处单位的级别、地位、影响力和利润等等，虽不能说与你毫不相干，却也不能完全证明你个人的什么，关键看你是否在你所处的单位，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的潜力和作用。如果一个人只能靠单位的显赫来证明自身在社会中的存在与价值，那他是不是太低能、太缺乏自信了？

    我所要去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文学杂志。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真的是够傻帽、够落伍的了，因为这家文学杂志，尽管在文学界举足轻重、影响力仍在，品牌仍在，但却像其他许多的兄弟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经济窘迫。但在我看来，文学杂志的窘迫，不等于文学的窘迫，更不等于文学生命力的丧失。君不见大红大紫的张艺谋，每部获奖并走红的作品几乎都离不开小说的支撑；君不见新时期以来，一些大型文学杂志发行量一直居高不下；君不见近年来的图书市场，文学图书每年都红红火火唱着主角；君不见贾平凹、梁晓声、余秋雨、池莉等一批明星作家的作品一直在读者中走俏，而张平从《法撼汾西》《天网》《十面埋伏》到《抉择》，每一部作品所掀起的轰动效应，又何曾不续写着新时期文学洛阳纸贵的神话，何曾不体现着文学那永不衰败的艺术魅力？

    之所以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缘于我对文学一直以来的兴趣，也缘于我对当今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更缘于对自身潜力的认知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对于我所选择的这家文学杂志，我清楚地看到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更清楚地看到了我自身的用武之地。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在于你单位的高收入和高级别，也不在于你轻而易举地拥有荣华富贵，更不在于不劳而获、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为你创造的优渥人生。最为重要的，在于你在生命过程中能身心愉快地劳动、付出与创造。

    当你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业，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舞台上最大限度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挖掘着自身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能时常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时候，你难道还会理会自身的级别和收入？你难道还会去理会什么贫贱富贵？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就是最高级别的人生么？

    （《人生的级别》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