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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相声艺术家常宝堃童年随其父说相声，艺名“小蘑菇”。9岁时，他成为“幽默大师”张寿臣的徒弟，16岁时与长他8岁的赵佩茹合作，珠联璧合。日伪统治时期，他甘冒身陷囹圄遭受毒打的危险，上演讽刺“强化治安”的段子。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常宝堃长期在天津登台演出，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1951年，常宝堃在赴朝慰问演出归国途中，遭到敌机轰炸扫射，这位不满30岁的民间艺术家不幸牺牲。
走南闯北演艺为生
常宝堃的父亲常连安早先是学京剧的，曾在北京富连成坐科，学花脸，艺名小鑫奎。后改学老生，易名连安，与马连良是师兄弟。18岁倒仓后，又向刘德顺学民间戏法。以后漂泊各地，1920年转至张家口卖艺。1922年喜得长子，夫妻唤他“柱子”，取立柱之意，这就是常宝堃的乳名。到他随父去济南等地说相声时，“小蘑菇”便正式成为他的艺名。
相声中的一些节目是从戏法演变而来。“小蘑菇”给父亲帮场子时就常使用相声里的“小孩哏”，如《算人口》《俏皮话》《层层见喜》等。大家发现他是说相声的好坯子，都说:“这爷儿俩要使口准火。”1930年到天津后，说评书的陈荣启当保师，把9岁的“小蘑菇”介绍给被誉为“幽默大师”的张寿臣，张欣然收下了这个机灵的徒弟。与此同时，张寿臣又认常连安为师弟。从此，常氏父子便弃戏法而专说相声了。
13岁出师后，“小蘑菇”已经轰动京津了。他们父子除了在曲艺场演出，还上电台播音，在影院演电影前加场，又在百代、高亭等唱片公司灌制了《卖估衣》《同公堂》《相面》《小孩语》等段子，影响日益扩大。
1937年，年仅16岁的常宝堃与长他8岁的赵佩茹合作了。这是因为有一次常家父子合演《家堂令》时，张寿臣恰好听见，就对他们说:“宝堃长大了，你们爷儿俩在台上这么一玩笑，观之不雅啊!”这时，常宝堃才发现某些节目就是因父子关系不宜上演，这对发展艺术是不利的。恰好这时艺名“小龄童”的赵佩茹也找不到合适的伙伴，赵是焦少海的弟子，其父赵锡贤与常连安又是挚友，所以两者的合作顺理成章。
你爱观众，观众才爱你
《牙粉袋儿》本来是宝堃的二弟宝霖创作的，曾在北平演出过，遭到日伪当局的非难。常宝霖没有屈服，他在给大哥的来信中谈及事情经过和段子的大致内容。常宝堃基于对日伪统治者的仇恨和对人民疾苦的洞察，决定再一次冒风险，在天津讽刺“强化治安”。
常宝堃演艺的准则是“我听观众的，观众才听我的”，“你爱观众，观众才爱你。”他常用垫话和现挂“包袱”揭露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如在一个节目中，甲需要用乙的脑袋当锣。赵佩茹问:“这是为什么?”他当即回答:“铜都献了!”观众情不自禁地笑了。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当时正拼命搜刮铜铁，用来制造武器，所以共鸣很强烈。因此，常宝堃几次身陷囹圄或遭毒打。
1939年盛夏，天津发生了水灾，游艺场的业务一时低落，如何振兴一下呢?为了生存，也是为进一步献艺，在师友的帮助下，常宝堃除了演相声，开始反串京剧。一个由常宝堃与魔术家陈亚南任正副团长，以演笑剧为主兼演曲艺的兄弟剧团正式成立了，并到北平、张家口、济南等城市演出，扩大了影响。
1948年底，正值人民解放军围城，国民党负隅顽抗，强迫艺人进行反动宣传。常宝堃和他的弟子苏文茂等都被召去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含糊，他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想到自己是人民培养起来的和自己所受的欺凌、侮辱，怎么能用艺术进行反人民的活动呢？于是，他虚与周旋，一再推诿，强调没文化，不认字，编不了也说不了……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把我枪崩了，也说不了!”事后，还对其他被召去的演员说:“咱们谁也不能演。”
在天津城防外传来大炮声时，影剧院停止了营业演出，有些同行难以生活。为解燃眉之急，常宝堃就带他们去海河边上打地摊。
赴朝慰问演出时不幸牺牲
1951年3月，常宝堃主动要求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他表示不计报酬，不畏艰险，一心想要去慰问志愿军。
在朝鲜期间，他表现得积极勇敢。他热情地为战士演出，在演出的空隙，就和赵佩茹一起创作新段。他们有两个选题：一个是《新描骨相》，揭露战争贩子是大贼骨头；另一个是《建设新天津》，是用相声形式歌颂解放后天津各条战线的新变化。他们每天清晨坐在山坡上对词。不幸的是，在归国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扫射，于1951年4月22日在三八线附近的沙里院市光荣牺牲。
常宝堃牺牲后，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荣誉，在天津桃园村海口公园举行了公祭，后又于当年5月底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田汉，天津市市长黄敬和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均参加了送殡。
天津市文化局为纪念常宝堃，于1951年冬季组成了以常连安为团长、赵佩茹为副团长的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常宝堃的二弟常宝霖、三弟常宝霆、四弟常宝华和弟子苏文茂均参加了该团，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为发展常派相声做了不懈的努力。
（《北京晚报》10.26 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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