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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尽管绝大多数女性在生育二胎后仍然从事全职工作，但她们的职业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她们面临着哪些困境？如何提高丈夫的育儿参与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讲述了她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对策。
承担更多的劳动
从2018年至今，我和合作者一直在进行二胎妈妈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以访谈形式进行的。二胎妈妈虹（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受访者。虹的经历在二胎妈妈中很有代表性。虹和丈夫同龄，是硕士同班同学。2004年硕士毕业后，虹在一家上海的三甲医院工作。2006年生了第一胎，由母亲帮忙带孩子。医院的工作强度大，需要三班倒，于是她在2014年下决心跳槽去了外企工作。两年之后怀了二胎，生完孩子后，由公公婆婆和钟点工一起帮忙照看孩子。因为外企工作需要出差，工作时间长，压力也不小，于是她在2018年辞职，来到一家地段医院工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她的每次跳槽都伴随着工资下降。
而虹的丈夫在硕博连读之后，一直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工作。在第一个孩子3岁时，虹的丈夫出国访学，目前已经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教授。当问到虹的职业发展是否完全为了生育让路时，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还提到，地段医院的收入比外企少了一半。虹和她丈夫的经历反映了社会学研究中“母职惩罚”与“男性红利”的概念。所谓“母职惩罚”，就是由于生育导致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减少，降低母亲的收入。即使她们继续全职工作，雇主也会认为母亲投入工作的精力更少、能力更弱，使得女性的晋升机会相对更少。虹在生育之后从三甲医院跳槽到外企、又从外企跳槽到地段医院的经历，正反映出她职业中断、工作时间减少与收入下降。
而相对的“父职红利”，指的是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通常会更努力地投入工作，获取更多人力资本与收入，减少家务劳动。这在虹的丈夫身上也得到了体现。虹觉得，随着丈夫事业的蒸蒸日上，他变得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倾向于掌握家庭的决定权。
父亲的育儿参与度低
父亲的育儿参与度普遍较低，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释。
第一，如果丈夫有偿劳动的收入比妻子高，工作时间更长，那么育儿参与通常更少。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几位父亲收入颇丰，但常年在国外或者外地工作。这种情况下，父亲很难参与到育儿中。
第二，“掌控型”祖父母阻碍父亲参与。一方面，大多数祖父母乐于为养育孙辈提供物质和时间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年轻父母也大多习惯或不得不接受这些帮助，尤其是“妈宝男”，自己的生活还需要父母打点，更何况孩子。还有些年轻父亲，在经历与祖辈的育儿冲突后，最终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退居二线”。
第三，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仍然深入人心。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分工的男女都在增加。传统观念仍然是导致父亲育儿参与率低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祖辈参与孙辈照料的比例在70%左右。祖辈参与育儿，弥补了父亲在育儿与家务中参与不足的问题，使得职业女性可以少受“母职惩罚”。那么，是不是祖辈在育儿方面参与程度高，父亲就可以当“甩手掌柜”？我觉得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有部分祖辈并不愿意带孩子，尤其是二胎。目前，“老漂族”这一群体已经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见诸各大媒体。本该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为了帮助子女照顾晚辈、操持家务而漂泊异乡，媒体将他们称为“老漂族”。根据统计，我国有1800万流动老人，其中有800万人的流动目的是照料晚辈。
父亲应更多参与育儿
如何解决父亲育儿参与度低，缓解性别不平等？光靠家庭内部协商，要求丈夫参与育儿，效果不一定明显，这需要社会多方共同协调行动。
第一，进行广泛宣传，育儿不仅是母亲和祖辈的责任，更是父亲应尽的责任。
第二，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延长父亲陪产假，增加父母育儿假。在上海，目前父亲的陪产假是10天，如果把陪产假延长至3到4个月，可能会减少求职时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此外，工作单位和社区可以进一步覆盖普惠型托儿所，满足0~3岁婴幼儿家庭的托育需求，使得母亲生育之后的“母职惩罚”降到最低。
第三，对于新手父母，在生育之后的一年内，有关方面要提供婴幼儿养育的专业指导。
目前全世界推崇的北欧模式中，父母均可以获得有偿父母假，政府也提供价格低廉的育儿服务。拿瑞典举例，瑞典夫妻在生育之后，有480天父母共享的有偿育儿假，其中父亲至少要休90天，这从政策上保证了父亲的育儿参与。我国或许也可以参考，并挑选一些城市进行试点。
最后我想重申，并不是所有已婚已育的女性都会受到“母职惩罚”。基于我们的二胎妈妈的研究，有1/4的被访者在生育二胎后的3年内经历了事业上升。我自己在生育后也经历了升职，这与我丈夫在育儿方面的投入密不可分。在娃出生之后，哄娃睡觉、给娃处理屎尿等工作主要都是我丈夫承担的。但我不会认为这是他在帮助我“分担”，因为这是他应该做的，这一点我们在还没结婚时就已经达成了共识。
（《解放日报》10.9 演讲:沈洋 整理:徐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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