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北中国的胡文化
刘广丰在2020年第5期《中原文化研究》上说,唐末五代的北中国,杂居了大量从北方迁来的游牧民族,民族融合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其中对中原影响最大者,当是来自西域后来在五代建立了三个王朝的沙陀。进入中原后,一方面沙陀人的汉化较为明显,另一方面沙陀共同体在语言、宗教信仰,以及扑祭、传箭、火葬等习俗中仍保留了显著的胡文化特征,沙陀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也以游牧文明为根本。五代时期北中国的胡文化对当时的军事、尚武精神及军队蕃汉混杂等有一定影响,还对中原血缘伦理关系产生了冲击,加深了北方地区的胡化现象。汉化与胡化背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碰撞融合。五代北中国的民族融合对宋代的饮食文化、丧葬习俗同样有潜在影响,这也说明中华文明在不同类型文化的交互融合中动态发展,从而形成了今天璀璨的文明。
科学话语深刻影响文学史
颜水生在2020年第4期《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说,科学话语不仅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对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将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整合进启蒙计划中,希望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科学与理性,以实现民族精神的塑造。文学史作为科学思维和历史思维的统一体,表明“现代认识”在中国的形成,文学史成为现代性的表征,中国文学史概念建构和文学史编纂实践也同样受到科学话语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作为“文学科学”,还是作为“历史科学”,甚或是模糊地倡导“科学精神”,文学史都可以被看作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