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以另一种方式在我身边

    今年是战地记者曹聚仁（1900-1972）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曹雷80岁之年。她讲述自己的成长轨迹，也讲述一生追寻事业的父亲。总是缺席的父亲，仿佛总是在身边，如生命里的北斗星一样，始终指引着女儿的轨迹。

    曹雷打记事起就熟悉战乱。它具象为没完没了的轰炸、躲警报、逃难和搬家的车马声组成的颠沛流离。

    赣州

    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江西赣州，那里经常拉警报。有一次拉警报的时候，我正好在吃晚饭，我又吃得非常慢。我妈听到警报响，一手抱起我，一手抄起那碗剩饭，带我冲到防空洞里。洞里乌漆墨黑的，我妈就在黑暗中继续喂我。她看不见我的脸在哪儿，调羹一直戳在我脸颊上。那么多年过去，我一直记得那把调羹戳在我脸上的感觉。而那时，爸爸一直都在外采访。

    有一次，我们到赣州灶儿巷，住在一户人家的厢房。厢房后面有一堵墙，墙后面就是街市。一次，一枚炸弹就落在我们后面的那条街。哎呀，那条街上又都是卖毛竹和鞭炮的，被炸弹一炸，整条街在燃烧，此起彼伏，加上人们的大哭小喊，比过年还吵闹。鞭炮传出的极度喜庆的声音，配的是极度悲伤的哭喊，那场景，非常恐怖。等到早上，我们去看，那一条街，都消失了。

    乐平

    我们姐弟三人都生在逃难的途中。有一次我们逃到一个小城里，借住一户人家，打地铺睡觉。那是大冬天，北风把那糊在窗户上的纸都吹烂了，我们一觉醒来，头发上都是冰碴。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妈妈带着我们两个小孩，从江西赣州到乐平的郊区，生了大弟弟曹景仲，所以他的小名就是平平。

    在乐平，我们落脚在郊区一个看仓库的老乡家，有一片大空地，我们养了老母鸡，种了南瓜。但还没等南瓜熟，妹妹曹霆得传染病夭折。这一年，正是抗战结束的时候。

    等到爸爸从战地回到乐平后，他的朋友们怕他伤心，就在乐平城里银行宿舍的楼上重新租了房子，让我们一家搬过去。看仓库的老乡，看着我们种下的南瓜长大了，就用草编了垫子，垫在南瓜下面，预防果实沾了地烂掉。他们总觉得这南瓜是我们的。等到南瓜熟了，他们还叫儿子挑了南瓜到城里找到我们，给我们带过来。我们把妹妹安葬在乐平郊区，却再也没有回去过。

    蒋畈村

    我们家在浙江浦江墩头镇蒋畈村（今属兰溪梅江镇蒋畈村），祖父曹梦歧生有4个孩子，我父亲排行第二。一个大家族里，不论什么身份，所有人都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

    爸爸没有一直陪着我们，但爸爸用他的方式参与了抗战。1947年5月，由父亲撰写，舒宗侨摄影的《中国抗战画史》第一版面市，很快售罄。这本书后来被用作在虹口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佐证资料。

    保卫战发生时，部队将领认识我父亲，允许他随军住在四行仓库。当时有一个很浪漫主义的说法，是女童子军杨惠敏用油布包了一面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泅水到达对岸，把旗送入军人手中。但我父亲的记录是：“女童军杨惠敏送国旗不是游苏州河过去，而是经由隔壁大楼凿开的墙洞过去的。”后来杨惠敏在《自述》中说：“当我负着神圣的使命走到垃圾桥附近时，被一英军阻止了。经我多番辩论后，我终于在这英兵的许可之下爬过了铁丝网，随又匍匐在地，爬过了许多沙包堆，约两小时之久，我终于爬到了四行仓库，将国旗献给了谢团副和杨营长。”

    当这个十来岁的女孩问谢晋元今后的打算，在场的军人齐声回答：誓死保卫四行仓库！当小姑娘问及你们还有多少战士，谢晋元回答说：800人。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也是我父亲投笔从戎，正式离开教授的身份，成为战地记者的开端。当然，这也是我们家庭的开始。

    溧阳路

    从小颠沛流离，这成了我日后作为话剧演员和配音演员生涯的启蒙——总是能迅速掌握一地方言的发音规律。在愚园路上的小学，我因为普通话讲得好，被老师挑选参加演讲比赛，是父亲给我写的演讲稿，题目叫作《我要当一个演员》。

    上了一学期后，我就随父母住到虹口区溧阳路，到附近的小学读书。原先虹口被日本人控制，战败后，日本人都走了，大量房屋空置出来。大后方的文人回到上海，看到苏州河南岸都住满了，而虹口又有空房间，所以互相介绍。这就是为什么父亲以及父亲的很多文坛的朋友，当时都住到虹口的原因。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小学同学里很多孩子都是说四川话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在后方出生长大。所以我这么一个在江西长大的小孩，在上海学会了一口四川话。后来我拍《金沙江畔》的时候，在成都慰问官兵，演一出普及普通话的小戏。戏里有个四川籍小兵不愿意说普通话，强调四川话是“鱼米之乡的乡音，天府之国的国语”。这个角色，就是我用一口四川话演出的。

    虽然抗战结束，终于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但他还是很忙。但他回家时，会习惯带本新书给我。他会用家乡话给我念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他说，词中描述的好像就是我们家乡的情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澳门

    1969年12月4日，爸爸写信给我时说：“天下事，不可想得太天真的。雷女，你的毛病，就是太天真，天真是可爱的，但处世并不只是谈恋爱呢……我咬下牙关，决定到海外来做事，找钱养家，闷声不响，自己多吃点苦。那时，你们年轻，是不懂这番道理的。别人以为我到了海外，一定会远走高飞了。我一心向往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力的路子，和别人的想法绝不相同。我的文章，在海外造成了权威地位，这便是我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社会革命，乃是我们年轻（时）的理想，我为祖国效命，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虽违背了对你妈的‘永不离别’的诺言，但处在这么伟大的时代，我能天真地开自己的玩笑（吗）？到了今天，你们也该明白我十九年前的决志南来，并不是走错了棋了吧？”

    其实，我不太记得爸爸怎么说话了，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但我记得一件事。1982年，我去上海电影译制厂不久，一天大家在看《斯巴达克斯》原片，有人说，这怎么和小说不一样。我脱口而出：“你们说的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这是美国的电影，角度不同，切入点不同。”厂长陈叙一一听，就说，“这部片子给曹雷（担任导演）”。后来有什么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厂里也都会第一个交给我。我心里很有底。这些都和我小时候的阅读打下的基础有关系。当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但那一刻我知道，父亲以另一种方式，永远在我身边。

    （《解放日报》9.25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