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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次审议了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并对外公布了草案全文。草案亮点颇多，其中，第三十条第三款引入了责任主义，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这是此次修法的巨大进步，是规范和控制行政处罚权的新抓手。
在我国，早在1996年行政处罚法制定之前，就有关于责任主义的讨论。但遗憾的是，1996年行政处罚法并未规定主观过错，我国长期奉行客观归责立场。实践中，如无部门行政法的特别规定，只要相对人客观上存在违法行为，就应承担行政处罚责任，行政机关几乎不需要考虑相对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
但是，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客观归责做法不断受到挑战。首先，正如先贤所言，“行为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无过错，不处罚”是法治成熟国家的铁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流立场。行政处罚法作为我国行政制裁领域的基本法，必须尊重世界潮流，对标法治发达国家。
其次，客观归责立场片面强调了行政管理效率，忽视了行政制裁的公平性。客观归责论者认为，主观过错是人的内心世界，具有证明技术上的复杂性，需要耗费大量执法精力。对于复杂多变的行政活动而言，这并不现实。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在比较“自由”与“效率”之后选择后者的价值观，认为“正义”必须要为“效率”让路。这既与现代法律精神完全违背，也严重侵犯了人的意志自由和尊严。现代社会普遍承认，人的行为受到意志支配，只有在意志自由时仍然故意或者放任违法行为发生，才应当受到制裁。这既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根本逻辑，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行政处罚法作为一部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的基本法律，必须尊重最为基本的公平与正义，将人的自由和尊严置于更高的位阶。
再次，违法与过错并不是直接等同的，违法了并不必然意味着主观上具有过错。实践中，违法和过错有时候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一旦发生不一致，苛处行政处罚责任就不具有正当性。
最后，现行行政处罚法奉行客观归责，没有设定主观过错条款，但在我国，立法、司法、执法引入责任主义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责任主义具有良好的实践基础。譬如，在立法文本中，尤其是在部门行政处罚法上，诸如“故意”“过失”“明知”“知道或应当知道”之类的立法表达，不胜枚举，行政处罚法上的规则缺陷，在部门行政法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又如，在司法审判中，越来越多的判决将主观过错纳入行政处罚考量因素，法官会主动审查相对人的主观过错。再如，在行政执法中，实际上一些行政机关会主动规范主观过错要件。
因此，除了能够满足执法效率之外，客观归责的缺陷其实是十分明显的。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第三十条第三款首次选择将责任主义引入行政处罚之中，将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明确为认定行政违法的考量因素，既是符合法律逻辑的，也是符合实践需求的。这一修法行为，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日报》10.9 熊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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