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时间,美国人杜维明就会和两个中国朋友一起骑着电瓶车出门“探险”。从苏州吴江黎里古镇出发,不问方向,开出去三五公里,就能遇到一些有年头的乡村民居。看到房子里的老年人好奇地探出脑袋,杜维明赶紧用中文和他们打招呼。
杜维明是一个有着波兰、英国、意大利三国血统的美国人,白头发、大鼻子、胖胖的身体,在江南的乡间地头显得如此不一样,但这并不影响他和村民们的交流。没聊多长时间,杜维明就知道他们家里有几口人、分别做什么工作,此后,他被允许参观厨房、卧室……不到一个小时,杜维明就能买到一两样令他眼前一亮的老物件,比如一张圆凳、一个木桶,或是一个算盘。“任何一个农村的家里肯定有一件特别的东西,很容易找到。”有着近40年收藏经验的杜维明下了这样一个判断,他说他收购的老物件通常已经不被使用,当听到有人愿意出钱购买时,大多数村民都很高兴。如果有人犹豫不决,杜维明往往会加上一句:“我有一间博物馆,可以被放到博物馆里。”
三年前,杜维明在黎里古镇上开办六悦博物馆,藏品从佛像、神龛到桌椅、门神、牌匾、花轿、木床、屏风,甚至还有祠堂、城门,种类繁多,数量近4万件,被认为是长三角最大的传统民间艺术展览馆。40年里,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生活物品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被人们丢弃、遗忘。但是,在杜维明眼中,当这些老物件脱离了惯常的评判标准后,本身所拥有的精美造型、考究做工,可以让它们成为艺术品。至今,他在中国各地收藏了近10万件老物件,与传统的收藏标准不同,他不看重材质,不在乎年份,评判的标准只有一条——“就觉得美,没有道理,喜欢就买。”
一个关于传统文化的博物馆,理论上应该是端庄内敛的,但在六悦博物馆,除了古色古香的青砖外,建筑内外都使用了大量明亮的色块。10月1日,六悦庄博物馆酒店正式开张。泰山石敢当,通常被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但在酒店,一排石敢当被立于庭院的鱼池中。饭店门口,左右两边挂着红底金字的“对联”,上联“six arts”,下联“fortune”。“一边是六悦的英文名,一边是饭店的英文名。”在听记者说起对联需要对仗时,杜维明大笑道:“没关系,看得懂的人知道外国人的做法不一样。”
有很多冲突感是杜维明有意为之。在酒店房间里,据说是以前被用来放毛线、放杂物的木桶成了垃圾桶;收来的缝纫机涂上紫色、蓝色油漆后成为书桌;马车轱辘里面放上了两个灯泡,挂起来成了吊灯;在西北土炕上用来保护娃娃的拴孩石,放在了门口的房号上;温州木床的床围板装上画框以后,挂在墙上成了一幅画……一旁的博物馆合伙人刘爽感叹:“外国人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束缚,反而让这些老旧的东西有了新的实用功能。”
黎里地方文史学者李海珉曾听到收藏界对六悦博物馆的两种评价。一种观点承认,这位外国人收藏的东西数量多、种类全,但是每件拿出来都不值钱;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现在不值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东西越来越稀少,就会越来越值钱。李海珉认为,即使撇开时间推移物以稀为贵这个因素,这些物件本身也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因为“这里还有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含义”。
李海珉小时候曾用过木质的脸盆架,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不用脸盆架了,也不记得小时候用过的脸盆架后来去了哪里。直到在六悦博物馆重新看到脸盆架时,小时候用的脸盆架的样子才一下子浮现在眼前,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住在黎里古镇老蒯家弄十一进老宅院里的童年记忆。
在中国收藏界,很少有人收藏脸盆架。但早在20多年前,杜维明就花了几千元购买了一个脸盆架,并花上超过这笔费用的运费将这个脸盆架运了回来。“每一个脸盆架都不一样,因为全是手工做的,每一个工匠做的都不一样,上面的雕刻都有故事。”杜维明不介意有人说他不懂,他也曾假想,如果自己是个中国人,大概也会因为看得太多、太腻,不会收这么多东西。“但我是外国人,我就是不懂。”杜维明的辩白理直气壮。
几年前,杜维明请了一位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和他一起整理藏品,他也联系过一些专家,希望能解读藏品背后的故事。但“破译密码”的速度似乎赶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我们考虑成立一个基金,用于研究藏品。”他说。
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杜维明仍充满好奇心,在中国人的司空见惯中寻找风景。他喜欢在博物馆里看到参观者双眼放光,大喊一声:“这个东西我家里也有。”
“如果你家里也有,不要因为它老了就丢弃,可以继续用起来,你看,它们就是这么美。”杜维明说。
(《解放日报》10.14 陈抒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