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的故事

    书楼寻访是藏书家韦力文化寻访的起源，在韦力的观念中，寻访藏书楼，是为纪念先贤。“我们民族的文脉相传靠的是文字，而书是文字的载体，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于书。书有赖于藏书家的历代保护，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很可能对我们的上古史一无所知，这就是藏书家的功劳。”

    韦力说，藏书楼的兴盛与文脉有着直接关系。“中国的早期文明大部分在北方，但那时书楼的概念很少。南宋时文脉逐渐南移，随着文化越来越发达，藏书楼也逐渐兴盛。”

    韦力曾到苏州常熟寻访曾门四大弟子之一赵烈文的天放楼，“如此厉害的人物，不知为何书楼所在的院落整个封闭着。”韦力和一位朋友沿着高高的围墙找到高高的铁门，无处可进，也无人可问。两人无奈搭起人梯，韦力一人翻入院中。院子里满是一人多高的荒草，韦力担心碰到蛇，折下一根树枝划拉前行。他对院中的景象印象深刻：“院里有废弃的池塘，楼已经快倒塌了，破败不堪。”三四年前，韦力重访天放楼，那里已开发成景点，和《孽海花》作者曾朴的院子并成一个园区，“那个楼还在，原址重修，上面写着天放楼”。韦力说，看着崭新的天放楼，却觉得还是多年前破烂状态下的它更有味道。

    北方藏书楼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韦力总结是由两个特殊原因形成。

    北京藏书楼的形成与其成为全国科考中心有很大关系。“明定都北京后，全国举子都要到北京应考。古人来北京很不容易，从南方一走要几个月，所以很少有人能带大量参考书。古书文字容量又不像我们现在的一本普通书可以有三四十万字，古书的文字容量一般在3万字左右，如此所占体量更大。但准备考试参考书又是必需的，所以很多人选择到京后买书，考试结束后，再把书卖掉。”有需求就有生意，当年举子聚集的京南一带于买卖间形成了很大规模的书市，北京也就此成为北方书籍流通量最大的所在，继而也便出现了书楼。

    天津藏书楼的情况却与满清有关。晚清阶段，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常设天津，很多北京的退位官员，包括北洋政府的一些官员，也纷纷到此居住，于是形成了文人聚居地，书楼也应势而生。天津名气较大的私家书楼，如梁启超的饮冰室，如今还完好地保留着。

    公共藏书楼，最著名者恐怕要数乾隆皇帝的天禄琳琅。天禄琳琅藏品的聚集和散失，历经时间并不漫长，其中折射的却是满清由盛而衰的王朝悲歌。

    乾隆皇帝喜好藏书，尤好善本，他把所藏精华存于天禄琳琅。天禄琳琅位于三大殿左近，名叫昭仁殿，是一个小偏殿，曾是康熙皇帝上朝前暂时休息的地方。康熙驾崩后，雍正没有用过天禄琳琅，乾隆也不敢用，后来则改为藏书室。

    乾隆六十年，弘历退位，其子永琰即位。乾隆同时宣布不再理政，专心读书。而当天晚上，天禄琳琅便失火，书楼和书都毁于一旦。

    事情发生后，嘉庆帝非常着急，立即下旨修复。“当时是冬天，北方天寒地冻，施工是很难的，嘉庆却用不到一年时间就重建了天禄琳琅，可见他心情之迫切。”天禄琳琅修复后又运进大量的书，以供乾隆阅读。

    至清末民初，满清皇室已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末代皇帝溥仪渐渐长大，时刻忧虑后路，但他有他的聪明，想方设法要留下后手。当时紫禁城已全部由国民政府掌控，想弄东西出去并不容易。于是溥仪利用弟弟溥杰出宫上学的机会，将天禄琳琅的书和字画每日赏赐予他，由其带出宫，藏到东交民巷的恭王府。陆陆续续几个月，天禄琳琅的藏品被全部转移出去。

    不多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强令溥仪离宫，不准携带任何物品。溥仪被赶出宫后，感到北京并不安全，便通过各种关系，把藏在恭王府的东西秘密运到了天津。几年后，溥仪在日本人扶持下建立满洲国，这批东西被运到东北，放入长春伪满宫的珍宝楼中。1945年，苏联红军将溥仪俘虏押往莫斯科，珍宝楼被士兵哄抢，天禄琳琅藏品就此散失。

    韦力说：“当时各方面都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各方势力都派人四处收购，收回来不到一半，民间到现在还有，这就是天禄琳琅的结局。”

    （《北京青年报》10.13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