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篮球明星姚明和上海队队友刘炜一块吃饭。刘炜专门选了一家主攻阳澄湖大闸蟹的餐厅。末了结账,这顿蟹宴花费了两万块。
这一年,上海外环附近的房价均价不过两万块,也就是说,两人一顿蟹宴,差不多吃掉了上海外环一平方米的房子。同样这一年,人们刚刚经历了蒜你狠、油他去、姜你军等基础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之后,作为中高端食材的大闸蟹同样成了众矢之的:明明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产量并不低,为什么价格动辄数百元一只?
产区迭代
在过去几千年里,大闸蟹的贵,很大程度上跟运输难度有关系。
大闸蟹是时令产品,入秋之后膏满肉肥,清蒸或者水煮最为美味。但也正是因为鲜活运输,在过去冷链不发达的古代,再加上产量有限,这样的美味大多只能在原产地进行。
当产量和运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进,大闸蟹不再极其稀缺之后,对于产地和品牌的差异化追求,就成了身份和阶层的新标识之一。
现如今,提起大闸蟹,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但事实上,阳澄湖大闸蟹的兴起,不过几十年的事情。早在漫长的几千年的食蟹历史中,河北的白洋淀大闸蟹才是大闸蟹领域的初代头部网红。
五代十国之前,北方农业发达,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位于河北、被誉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自然成了大闸蟹的最重要产区。
1127年,北方的金国崛起,兴兵攻入北宋都城开封,北宋灭亡。康王赵构逃至临安(今杭州),白洋淀大闸蟹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而真正让阳澄湖大闸蟹走红的,是江西人张志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经济百废待兴,大闸蟹就成了重要的商品输出到中国香港。在香港餐厅打工的张志强看到了机会,开始通过包机等方式从上海直飞香港运输阳澄湖大闸蟹,走起了高端路线。一时间,名流云集。此后,张志强将方法复制到了内地,并发明了“蟹券/卡”的方式,进一步将阳澄湖大闸蟹的名号打响。
与阳澄湖大杀四方几乎同时,一种来自德国的大闸蟹也成了内地人追求的标的物。
据新闻报道,2013年前后,来自大洋彼岸的德国蟹卖出了天价。一度一只来自德国的3两公蟹或2两母蟹,能卖到199元,几乎是普通国产大闸蟹近十倍。
但经调查发现,这些大闸蟹并不是什么特殊品种,而正是国产大闸蟹的主力品种——中华绒螯蟹。一百年前,一群中华绒螯蟹从长江入海口潜伏进了去欧洲的商船,并最终落地生根,繁殖壮大;一百年后,不爱吃河蟹的德国人把已经成为生态灾难的大闸蟹“遣送回国”。
这些大闸蟹的先祖们大概不会想到,仅仅就是“留洋”涮个水,身价已经翻了十倍以上。
打着阳澄湖的名头
德国蟹最终没有坚持太久,就被戳破了消费主义的外衣。但靠着涮水身价倍增的绝技,最终还是被国产蟹学到了精髓。
现如今,阳澄湖蟹依然是消费者心中的大闸蟹标杆,但实际上,不少人花费数百元购买来的标记着阳澄湖的大闸蟹,通常并不是真正来自阳澄湖。
专家指出,真正来自阳澄湖湖区的大闸蟹市场每年仅为3亿元左右,但2019年打着阳澄湖大闸蟹招牌卖出去的螃蟹则高达300亿元。这意味着,买到真正阳澄湖大闸蟹的概率仅为1%。
对于产区的中间商来说,自身品牌也很难与阳澄湖竞争,最终,拉到阳澄湖涮水,成了不多的方式之一。毕竟,只需要拉到阳澄湖简单涮水,周边湖区的大闸蟹就可以打上阳澄湖大闸蟹的牌子实现阶层跃升。
回归平价时代
1945年,上海街头,一个衣着普通的小男孩坐在摆满大闸蟹的桌前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桌子破旧不堪,用铝锅生煤球炉,边上还有一个破竹筐,看上去就是一个老上海的普通人家。
这一年正值抗战胜利前夕,物价飞涨,包括大米等基础物资同样飞涨,但令人惊叹的是,虽然可能生活窘迫,但从画面上看,小男孩已经实现了“大闸蟹自由”。
这一幕被美国摄影师沃特·阿鲁法特记录了下来,并收录在影集《上海1945》里。有网友表示,“穷得只能靠吃大闸蟹度日了”。
网友大概理解错了,大闸蟹并非真正吃不起。此前大闸蟹之所以成为贵族食品,是因为传统流通渠道链路过长、中间环节过多。
现如今,消费者通过电商可以直接从蟹农手中购买大闸蟹,实现大闸蟹从田间到餐桌的直接连接。去掉了中间商环节,价格也明显降低了不少:以淮安洪泽区副区长左鹏直播带货为例,单场带货超过6万只洪泽湖大闸蟹,平均单只小规格大闸蟹的售价仅为十几元。
在过去几千年的食蟹文化中,大闸蟹先后经历了从夹人虫到贵族食物,再到对产地和品牌追求的数个阶段。这里面先是对温饱和美味的需求,然后就是为概念而付出智商税。
当大闸蟹不再囿于地理限制,更多的源头好蟹能走到消费者手中,大闸蟹就不再是阶层和身份的象征,也就真正从贵族食物中走出、成为普惠的平民消费商品。
(《新民周刊》2020年第41期 项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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