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上小溪村,短短几天,名不见经传的小村“画风突变”——
28岁的陈思宇启动了他的“涂村计划”。他从全国各地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以村民自建房的外墙为画布,用喷漆和颜料一口气创作了50余幅巨型街画。在相隔数百公里的宁波市宁海县葛家村,66岁的“仙绒美术馆”馆长叶仙绒正在筹备美术馆的二期建设。美术馆开在叶仙绒家里,展品除了儿孙辈创作的国画和书法,还有不少老物件——作为嫁妆的成套旧家具、4节一号电池供能的手电筒,以及黄河牌的黑白电视机。
陈思宇虽然出生在上小溪村,但早早便离家求学。大学毕业后,曾远赴新加坡从事街画创作。这位青年艺术家把自己的“涂村计划”视作一次艺术实验,是打破故乡沉闷空气的一种尝试。
农村应该什么样儿
陈思宇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个略有些尴尬的存在。上小溪村位于缙云工业园区的核心地带,人口不过千。村里的土地早已流转,连片的工厂和村子只隔着两条马路。年轻人不是外出做生意就是在工厂打工,唯留下一群老弱妇孺守着空房,田园牧歌式的农村景观在这里早不存在了。
但上小溪村也明显区别于城市。用陈思宇的话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土”。这种“土”在村里的建筑上体现得最为突出:紧挨着整齐划一的农民新村,是一大片杂乱的自建房。这些房子的共同点便是那或灰或白的水泥外墙。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似乎也已默认和接受了这种“土”,并不打算改变。类似的村庄和场景在长三角并不少见。
今年春节,陈思宇返乡省亲,却不料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困在了家里。闲来无事,他突发奇想,决定把自己的本行施展在故乡的水泥墙上。于是,陈思宇率先拿自家亲戚的房子开刀。从上午9点画到下午2点,他在上小溪村的第一幅作品《小女孩》便完成了。
墙面上的小女孩一身汉唐风格装扮,双目微闭、双手微抬,身后则是一轮圆月和中国山水。女孩似是穿越了时空,在青山绿水间翩翩起舞。
陈思宇不认为农村就应该是“土”的,这种想法也成了他在家乡进行创作的初衷:“我就是想要用最时尚的艺术形式,去冲击对农村的这种刻板印象,去改变农村人自己的想法。”《小女孩》完成后,乡亲们都觉得新奇。有村民们主动邀请陈思宇去自家墙上作画。于是,陈思宇决定要在老家继续“搞点事情”。
“看不明白”但“挺好看的”
在葛家村,想要“搞事情”的是时任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和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
与上小溪村类似,距宁波市区近百公里、距宁海县城30多公里的葛家村,原本也是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小山村,人口1600多,但实际上住在村里的人很少。已经调任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贵军当时在宁海分管农村工作。在他看来,留守老人的生活状态,是空心化的农村最可怕的地方。
李贵军想到了艺术,他辗转找到了从事乡村艺术工作多年的丛志强,提出以艺术为载体,提升乡村的品位,进而唤回乡村的活力。双方一拍即合。2019年4月,丛志强带着自己的3位研究生第一次到葛家村,前后待了12天。
12天里,丛志强和团队帮助村民改造了10户农居、8个小景观。比如村里一处靠墙的垃圾堆,清理后铺上碎石、种上绿植,再在墙上挂上盆栽,便有了“一号景点”枯山石景;而村民们创作的布艺拼画,则取材自各家的旧衣破布,经过裁剪加工拼贴完成。
整个过程,北京来客只负责提思路,村民亲自操刀。尽管这些“艺术创作”在外人看来或许粗陋,但不可否认,艺术的种子就这样在葛家村悄然生根。
今年7月,在陈思宇的邀请下,国内30多名街画艺术家到上小溪村,集体创作被村里包装成“涂村计划·上小溪街画艺术节”,还举办了颇为隆重的开幕式。
四层小楼外墙上,画着莫高窟壁画里的经典“反弹琵琶”。只是画中的飞天一身银色金属外壳,手里的琵琶也闪着电光,霓虹色的字体极具时下流行的“赛博朋克”风格;另一处老宅墙上,写实造型的长发少女单手托腮若有所思,注视着往来的人群,群青的色调又为她添了几许神秘感。
50余幅街画全部创作完成后,没有一户人家对效果提出不满或是异议,“挺好看的”是村民们最普遍的反应。
“网红村”有了新机遇
越来越多的葛家村人从农民变成“艺术家”,自丛志强初访葛家村至今,村民对葛家村的改造已经到了第三期,全村共有40多个艺术共享空间、300余件村民创作的艺术品。村支书葛海峰告诉记者,四期改造目前也已列入计划,争取明年启动。
丛志强此后又陆续去过几次葛家村,每一次都惊叹:原本卖早点谋生的袁小仙开出了艺术工作室,她自己设计布艺玩偶,丈夫设计竹制工艺品;村干部葛品高把自家废弃多年的老宅改造成了酒吧,如今已是村里的一大“打卡点”;72岁的葛崇永会扎竹质笤帚,他的“大伯笤帚店”今年正式开业。
叶仙绒的美术馆每天都有游客慕名参观,她总是热情地陪同讲解,从前萦绕在心的寂寞感一扫而空。虽然赚不到一分钱,但是叶仙绒觉得只要有人来,就是让她和老伴最开心的事情。
葛家村成了“网红”,葛海峰看到了机遇。2005年当上村干部后,葛海峰一直有个乡村休闲旅游梦。他的微信签名写道:给我20年,还你休闲葛家村。现在,他愈发有底气了:“20年还剩5年,我觉得足够了。”
(《解放日报》9.30 于量)